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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国际友人在中国

 
陈丽红
 
  一直以来,中国人民在探求独立、解放、富强的奋斗道路上并不孤单。有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在中国走向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做出无私的奉献,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燕大学子的良师益友斯诺
 
  北京,北大燕园,未名湖畔。
  沿南岸拾阶而上,绿树掩映下静静立着一块长方形白色大理石碑,上书叶剑英同志亲笔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之墓”。这里,就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长眠之处。
  斯诺不仅是来华记者中的佼佼代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3年初春,来中国已近五年的斯诺携夫人在北京盔甲厂13号安了家。不久,即应校长司徒雷登之邀到燕大任教。他一下就爱上了这个“花园似的”美丽校园。更令他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现代青年和他们的思想。他意识到,在中国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是很不寻常的,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的希望。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斯诺为了北京这位他所爱的“可爱的姑娘”,不会袖手旁观。时为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骨干力量的黄华、陈翰伯、张兆麟等燕大进步学生多次来到斯诺家打听消息,同他商量对策。斯诺倾其所知,鼓励学生行动起来,并愿意发动其他记者去现场采访。对此他自己戏称为“煽风点火”。12月9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罢课示威运动以燕大为发祥地爆发了。学生高呼着口号,勇敢地迎上喷射而来的水龙,斯诺和众多外国记者在游行队伍中拍照、采访,记录下一幕幕珍贵的场景。很快,他就被学生的政治勇气感染了。当局对游行队伍进行镇压时,斯诺和夫人以及一些外国记者站出来面对宪兵的枪口,甚至还加入到游行中去,和爱国学生手挽手地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这让警察、宪兵们都感到震惊。
  斯诺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第一个走访了红色苏区,并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将它的情况传遍了世界。1936年6月起历时四个月的秘密访问后,回到燕园的斯诺勤奋地赶写出了这本震动中外的著作。1937年2月5日晚,燕园来宾络绎不绝。燕大新闻学会全体大会上,在斯诺的照片里,到场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目光炯炯、“清癯”高大的毛泽东,风度翩翩、“有吸引力”的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苏区军民鲜活的战斗、生活场景。2月22日晚,静谧的未名湖畔再度沸腾了。燕大历史系在临湖轩开会,吸引来了外校学生、本校教授、电影演员。斯诺的访陕见闻和反映苏区的幻灯片、影片让大家大开眼界,“红旗下的中国”坦率、质朴的形象跃然而出,自燕园远播中国内外,深深印在了许多人的脑海中。
遵其遗愿,斯诺逝后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他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乡,长息于燕园那“可爱的小湖”旁的苍松翠柏间。
 
  从延安到五台山——“火爆老头”白求恩
 
  延安,原本陕北山坳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城。因为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介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更因为孕育了“红色中国”,成为无数人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8年3月底,这里迎来了风尘仆仆的一行人,还有驮着满满家当的一排毛驴儿。高喊着“我要到中国去,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终于如愿以偿地站在了延安的土地上。第二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你长得很像列宁。”白求恩风趣地回答:“因为我是列宁主义的实践者。”
  很快,人们不光看到白求恩的风趣幽默,更是见识到他的“暴脾气”。一天晚上,“砰”的一声,一把椅子冲出白求恩所住窑洞的窗户,落在了院子里。随即就听到白求恩大嚷道:“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原来,他是因为到前线去的申请迟迟得不到肯定的答复而发作的。本来,来到延安后,整洁的街道、蓬勃的气象,还有来往奔忙但方向明确、充满信心的人们,让他爱上了这里。但这里不是前线。“军医的岗位应该是在前线!”他这样宣称。延安的中央领导需要他的照顾,但前线的伤兵更需要他!这个意愿在他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时就明确地表达过了,但是中央领导和各方面担心他在前线很难得到较好的照顾,所以一时难以决定。在延安等了一个多月后,曾因自己享受了有的中央领导都享受不到的一天三顿小米干饭这样的特殊待遇而大发脾气的他,再度听到“照顾”的字眼时,就又一次爆发了。
  这一次,同样没有人能劝阻的了。他到了五台山——晋察冀边区,成了军区的卫生顾问。
  军区的医护、工作人员都对白求恩的脾气印象深刻。曾为白求恩做过司药的张业胜(今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院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提到了白求恩有一个“火爆老头”的绰号。有一次,为了抢救一位团长,后方医院送错了手术器械,白求恩气得发抖,将器械扔了一地。如果没给伤员上夹板就抬,被他撞见肯定免不了挨批。小护士因为捡起掉落地上的洗净的纱布,没有除去上面沾到的一点灰土,就被他骂哭了。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他不能容忍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因为这关乎每一位伤病宝贵的生命。
  这些,丝毫不影响人们心中对他的崇敬、景仰,反而更让我们看到白求恩珍视生命的职业道德和为进步正义事业献身的热忱。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救治伤员不幸感染逝世。来中国不到两年,却让亿万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白求恩。
 
  白山红光
 
  中朝边界的长白山,有“长相守到白头”的美好寓意,是中朝人民友谊的见证者。从长白山脉向松辽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有个伊通满洲自治县。这里的高山黑土,孕育出了一位抗日英雄李红光。
  李红光1910年出生在日据时代的朝鲜,1926年随父母迁居至吉林省伊通县,在一片荒凉的山岗上安家落户了。20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儿时受殖民者欺压埋下的反抗的种子,在风雨历练中深深扎根,成为支撑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支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受党组织委派到磐石县组建抗日武装。为了壮大队伍,李红光深入到一个个村子去动员。白天,和乡亲们一块下地干活,没有牲口犁地,他就和农民并肩拉犁;晚上,他和乡亲们围坐在炕上,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大家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亲切的话语,像豆油灯里跳动的红红火苗,把人们的心头照亮。队伍一天天壮大,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生力军。
  李红光书读得不多,但很善于学习,背包里常装着一本《孙子兵法》。在学习、实战中,将游击战的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一次日军“扫荡”中,他将游击队分成小组,运用“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派各小组每晚轮流到敌人驻地周围打枪,敌人一起来就迅速隐蔽,一躺下枪声又响起。如此这般,几天下来将敌人折腾的够呛。见时机成熟时,便集合各小组轻松地把敌人“扫荡”出根据地。
  他的才智超群、勇猛善战,使他成为南满地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25岁时,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了。1935年,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不幸负伤牺牲。长白山的密林中,还回荡着将士们怀念李红光的军歌:
  “高悬我们的天空,
  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
  我们的第一路军!”
 
  路易·艾黎在山丹
 
  周润发担纲配角的一部《黄石的孩子》,让大家认识了乔治·何克,知道了甘肃古城山丹。一个更伟大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山丹人民的心里,他就是路易·艾黎,乔治·何克是他的助手。
  1927年,新西兰小伙艾黎来到了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抗日战争,十几年后,艾黎为支援抗战所创立的“工合”已经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了。为“工合”培育人才而办的培黎学校,因国民党的干扰一再迁址。选址时一直想的是八路军可能占领的地区,以便为未来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准备一个有用的基地。最后他选定了山丹这个“红军到过的地方”。
  1944年初春,山丹培黎学校的第一栋教室落成了。在艾黎和何克的努力下,学校的面貌一天天变化着,壮大着:织布机响起来了,机械组开工了,当地甚至远处的越来越多的农民的孩子来到了学校。他们办起了纺织厂、皮革厂、造纸厂、陶瓷厂、校医院,搞起了卡车运输,甚至开煤矿。这一度让国民党和控制甘肃的军阀非常猜疑和紧张。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追问“培黎学校有枪吗?”当地人们回答说:“唔,当然有,他们的机械车间就制造枪。你知道,他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有机关枪呢。他们还在山里开铁矿,炼出来就造炸弹。”这个故事既精彩又逼真,让学校避免了很多麻烦。其实,艾黎他们只有5支步枪,其中两支还没有配型的子弹。
  无论如何,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吸引着一大批中国的青少年火一样的热情。在战乱的年代,偏远的甘肃,艾黎已将职业教育搞得有声有色,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培育了大批真正有用的人才。
向以上述几位为代表的,那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毕生为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人民友谊而奋斗的人们致敬!
 
  该文原载《中国之翼》2011年 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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