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历史钩沉
 
 
北大红楼:与建党“擦肩而过”

 
苏  峰
 
  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于1918年底到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报纸阅览室当“书记”。此时的北大图书馆已经从京师大学堂搬到了新建的红楼,这是一座地上4层、地下1层的“工”字形长条建筑,位于京师大学堂东侧的沙滩(今五四大街29号)。其坐北向南、西洋式的风格,称得上当时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整个建筑主体皆用红砖砌成,所以从建成到如今,一直被称为红楼。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都发源于北京大学,北大红楼也因此闻名于世。中国共产党却创建于1921年7月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也是成立于1920年8月的上海。为什么建党不在北大红楼而去了嘉兴湖上的游船?
  这一切缘于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了上海。
  1917年1月,翰林出身、留学德国的蔡元培亲自邀请只有秀才学历(相当于中学学历)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受到了社会及学校各方守旧派人士强烈的反对和攻击。就连北大的文科学生也加入其中。陈独秀腹背受敌,处境艰难。1919年3月26日,在巨大压力下,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同意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提议。
  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但陈独秀得知自己文科学长职务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此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关押近三个月才获保释。
  1920年初,为摆脱密探监视,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陈独秀出京,两人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去上海后,留在北京的李大钊于1920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
  1920年4月,李大钊见到了来北京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31岁的李大钊和28岁的维经斯基在北大图书馆多次商讨筹建党组织。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欣然同意组建党组织并立即着手。维经斯基在上海指导建立了中俄通信社,由杨明斋负责,设于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既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又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等。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于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11月底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此后,李大钊领导北京支部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0年12月,李大钊公开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旗帜鲜明地宣告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
  李大钊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后来影响中国命运的领袖人物,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
  毛泽东曾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在1918年发起成立的,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李达、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周恩来所在的觉悟社也与李大钊密切相关。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天津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20余名青年组成,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李大钊讲话,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9月21日,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赢得了李大钊的肯定。
  1920年8月,觉悟社的社员们来到北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4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茶话会,共同商讨联合组织进行斗争的问题。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都参加了茶话会。3个月后,周恩来勤工俭学去了法国。1921年初,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领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方积极活动,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陈独秀虽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参加会议,而是在广州,此时他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四处奔忙。
  而此时的李大钊,在忙些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是李大钊要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因此没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此时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李大钊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作为北京八校的教职员工联谊会议主席,正率领八校教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受阻。
  罗章龙后来撰文回忆:“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指李大钊)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3位来自北大:陈公博、张国焘和刘仁静。陈公博1920年毕业,此时是广东代表。24岁的张国焘、19岁的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
  北大红楼不仅走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而且深刻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先烈、共和国领袖。虽然北大红楼与建党“擦兼而过”,但作为红色中国的革命发祥地、思想策源地,这座静静矗立近百年的红砖建筑,承载着无数人的光荣和理想、信仰与牺牲、青春与记忆,见证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成为了凝固的历史,昭示着未来。
 
  该文原载《北京机关党建》2011年 第9期。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