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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弥雾耀京华

 
熊根琪
 
  1965年,北京的经济经过调整,进入了恢复和发展关键时期。正当全市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之时,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作为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首当其冲,受害深重,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尽管处于十分艰难的境遇,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并没有停滞。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醒,抵制“左倾”错误的干扰,伸张正义,追求真理,斗智斗勇,兴利除弊,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工农业生产、抢救文物和保护古都风貌方面都作出积极的贡献。全市各级党组织,在这一关键时期,也经受了磨砺和考验。
 
  山雨欲来 从容应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从而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上世纪60年代初为响应毛泽东要干部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应北京京剧团之约而写的。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过去四五年,《海瑞罢官》便在姚文元笔下成了“一株毒草”。他更没想到,有人会将此“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罢官联系起来,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罩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时任《解放日报》编委的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得到江青等人的授意,并背着中央绝大多数领导和中宣部等有关领导部门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写成的。上海《文汇报》披露后,北京市委感到十分突然,向《文汇报》所在的上海方面询问文章背景。参与此文炮制的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候补书记)严令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仍旧不知底细。
  在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刻,作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党的纪律。于是,他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转载姚文元这篇文章,试图引导舆论。北京各报拒绝转载此文达半月之久。彭真还对《红旗》杂志某负责同志说:“关于发表批判吴晗文章的问题,中央报纸还要考虑一下再说。《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要转载。”
  11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北京各大报纸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要加编者按。彭真主持会议研究转载问题,确定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属于学术问题。在坚持了18天后,《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并要求“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当时,彭真书记还想力保吴晗。12月22日,他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12月24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山雨欲来,彭真从容应对,敢为敢言,实为楷模。可是,局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形势越来越严峻。
 
  巧包装  标“新”立“异”
 
  1966年8月的一天,北京中山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李逢敏,突然带领几个工人用几块三合板把公园内的一块石碑包装严实,并在木板外面写上毛主席语录。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块民国初年由圆明园移来的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皇帝写的御制诗,背面刻有《曲水流觞图》,是重要文物。时下“破四旧”之风盛行,为了防止红卫兵毁坏它,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李逢敏和工人们采取这一措施,这才使得兰亭八柱亭中这块珍贵的石碑躲过一劫,被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
  颐和园当年也曾发生园林工人巧妙地保护文物的故事。“颐和园”匾额是清光绪皇帝的手书,一直悬挂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听到红卫兵要来“破四旧”的消息后,公园的党员干部和职工立即采取行动,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套匾(将“颐和园”匾额套起来),在外面写上“人民公园”四个字,并发布“颐和园改称人民公园”的通告。这样,“颐和园”匾额才得以保存下来。
  北京市大量的文物古迹和遗址在破“四旧”中经历了一场浩劫,但是,全市广大文物工作者,像中山公园、颐和园党员干部那样标“新”立“异”,尽最大努力为保护国家文物做了大量工作。在首都园林和文物系统党组织和工人的勇敢抵抗和巧妙包装下,很多地方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从炼钢厂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集中点挑选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为国庆20周年献上的“厚礼”
 
  1969年,“迎九大”、“备战备荒”、“上山下乡”的浪潮冲淡了迎接建国20周年的喜庆。但是,距北京市区百里之外的西南山沟里,万名创业者正把“为国庆20周年献上厚礼”的口号喊得山响。到这里创业的人来自全国许多炼油厂和油田,还有一大批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1969年9月21日,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了。从破土动工到开车试产,仅用了一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67年,为解决首都和华北地区对石油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家决定在北京建设一座原油年加工能力为250万吨的炼油厂。在全国强调战备的情况下,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厂原则,把厂址选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附近,并定名为东方红炼油厂。
  1967年6月,东方红炼油厂破土动工。遵照毛主席“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的指示精神,一批热血沸腾的创业者来到这里,披荆斩棘,开山填沟,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从此结束了北京地区不生产石油产品的历史,奠定了燕山石化的坚实根基。
  很多北京人都参与了炼油厂的建设。比如,从颐和园到燕山的饮水管线工程非常艰巨,当时,北京有8000多名公社社员参与其中。炼油厂原党委书记王广生曾担任创业时期的党支部书记。他1964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在外贸部工作了几年,得知要建炼油厂消息后,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王广生回忆,炼油厂建在怪石嶙峋的荒山沟,建设者睡在工棚,每天被子上都会落满沙土。
  就是在这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炼油厂党员职工始终坚持开展严格的党组织生活,定期讲党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障广大党员很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大大促进了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东方红炼油厂投产的第二年,加工原油254.5万吨,生产汽油、煤油、柴油116.2万吨,基本满足了北京地区的需要,并实现利税1.1亿元,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0多年前,炼油厂创业者为国庆献的这份厚礼,不仅为30平方公里油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新一代燕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燕化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工程师王耀刻苦钻研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编制出多功能土建通用结构计算程序,为燕化公司和全国数十个大型工程的设计计算所采用。
 
  以“三密一稀”为代表的大胆尝试
 
  1971年,平谷县在全县推广许家务大队“三密一稀”农业耕种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初,许家务大队率先探索耕作改革,开始试行“三密一稀”的耕作方式,即改两茬单作小麦玉米为间作套种,三尺畦,三拢麦,畦埂套种玉米,实现一年两熟,达到稳产高产。
  在“三密一稀”和稳产高产的背后,许家务大队党员群众所付出了什么样的艰辛?早在1968年冬天,许家务大队就开始把砂石累累的河滩地改造成良田,使粮食亩产从几十斤提高到几百斤。但是,许家务的党员干部们没有满足,认为成绩都是相对的,要想再进一步,必须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他们要把已经改良过的河滩地再改成不怕大涝大旱的高产“黄金地”。村里的党员干部起早贪黑,整翻土地,用铁筛子把石子儿筛出来,下面铺上粘土,中间垫上沙土,上面铺上好土,让河滩地变成高产稳产田。
  为适应农业机械化作业,平谷县又在“三密一稀”的基础上扩畦并拢,变三尺畦为六尺畦,上茬种小麦,中茬种玉米,下茬种高粱和其他农作物,形成间作套种“三种三收”种植模式。
  此后,这种模式在郊区开始普及。到1972年底,京郊麦田66%实行了“三种三收”。1974年,平谷、丰台、海淀、房山、朝阳、通县、石景山等7个区县的小麦一季亩产都超过200公斤。
  与此同时,北京郊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农副产品生产等方面也取得进展,农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进展,还得归功于当时落实农村政策的努力。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光吃净”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重申党在农村的政策和政策落实工作,强调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
  北京市委积极响应,重申党在农村的一些现行政策。为配合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市农村工作部门印发了有关劳动管理的典型经验。有的地方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搞起了小包工、定额管理,一些生产队进行了大胆尝试。海淀、丰台、朝阳、昌平、房山等五个区县,有48个生产队先后搞了实际意义上的“包产到组”;昌平县百善公社有13个生产队不同程度地“按劳力插牌定珑干活”,“包产到户、责任到人”。这些尝试极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推动了当时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小“联合国”和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
 
  1973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左下角有一则消息:“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那个运动套运动的年代,这个本该让人兴奋的消息却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更难有人知道研制人员的执著和艰难。
  北京有线电厂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制大型计算机,“文革”开始后,科研人员失去了良好的环境,甚至被批斗,但他们没有放弃手头儿的工作。1970年初,四机部指定由北京有线电厂与北京大学、石油部、地质部等联合研制百万次大型计算机。不久,北京有线电厂组织了一支有经验的研制队伍开进位于昌平的北大二分校区。
如今已退休的白振敏就参加了这项工作,并在当时担任有线电厂检验处党支部书记。她回忆道:“我真是佩服那些科研人员,当时环境那么恶劣,他们干起工作来还是兢兢业业。”“一位老工程师几次悄悄跟我说:‘有人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真的没有。’就是这位老工程师,顶着那么大压力,挑着整体组织研制工作的重担,没白天没黑夜地干。”
  那时国门内外都是封锁的,科研资料短缺,所有零部件都要自己造。计算机专家杨芙清带领科技人员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设计质量,设计了一种“模拟”的工作方法。由杨芙清担任“总控”,课题组成员每人模拟一种程序,比如模拟磁带管理程序、模拟内存系统等。通过杨芙清的指令,各个成员模拟系统的执行,以检测系统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在研制操作系统的过程中,科研团队还开创了集体讨论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群众的积极性。
  当时这个计算机研制团队共150多人,来自四面八方,除了有线电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人、北京大学的师生以外,还有石油部、地质部等部门的人。白志敏说:“生活上的困难就别提了,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小联合国’能够摆脱运动的干扰,搞好团结,踏下心来搞研制就非常不容易。”
  就这样,在1973年5月,我国第一台运算速度每秒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试制成功了,并很快投入当时急需的石油和地震勘测。
  艰难的“文革”十年,北京有线电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人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计算机的研制。其中由该厂研制的108乙机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320机担负了我国第二至二十二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数字计算,被称为“功勋计算机”。
 
  悼总理抗逆施
 
  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人民群众自发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寄托哀思。
  1月11日下午,北京市出现了百万群众为周总理灵车送行的感人情景。然而,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四人帮”不仅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而且在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以《孔丘之忧》为题的文章,把悼念总理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义愤。这年清明节前,首都很多群众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陆续形成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浪潮。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此后短短十余天,纪念碑下汇成了花圈的海洋。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29人在纪念碑南侧贴出了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随后,各种类型的悼念周总理的悼词、诗歌、标语出现在纪念碑上。其中最著名的是4月1日一名青年工人在纪念碑上贴出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
  虽然,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群众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并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栋三层小灰楼内设立“联合指挥部”,随时准备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捣乱”。然而,禁令不仅没有拦住群众,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4月2日,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了一个高两米、重半吨的金属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同时,出现了由中国科学院109厂职工组成的第一支游行队伍,他们用4辆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和4块巨型诗碑走上街头,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3日一大早,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许许多多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虽素不相识,却秉持着内心的正义,自发地表达着对总理的挚爱和对“四人帮”的痛恨。
  4月4日是清明节,又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在纪念碑下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广场周围的松柏上、旗杆上、灯柱上挂满了白花、条幅、花篮、花圈等。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200万人次。北京铁路分局的一名青年职工王海力在广场上展示血书,以“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的豪言壮语,表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周总理的决心。
  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叶剑英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未被通知参加),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问题。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决定连夜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逮捕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
  4月5日清晨,看到天安门广场被洗劫一空,花圈被撤走、一些人被逮捕,数万被激怒的群众涌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与值勤的民兵和警察发生冲突,一辆广播车和几辆指挥部的汽车被砸烧,指挥部的小灰楼也起火。当天晚上9点多,首都民兵、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奉命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当场拘捕群众200多人。事后,这一事件却被污蔑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反映了人民的觉醒。这一真实反映民心民意的行动,为后来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震之后重启新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3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强烈地震,唐山市变成一片废墟,北京也受到很大影响。在巨大灾难面前,首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体现了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坚守岗位,在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生产,保证首都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同时,努力支援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北京市立即组织医疗战线党员干部,向唐山派出医疗队,及时给灾区以物资援助。北京铁路和公路运输行业的职工担负起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运输任务。
  震后几个小时,北京市商业和服务业广大职工不顾家人的安危,冒着不时发生的余震,奔赴自己的岗位,提前或准时开门营业。为了保证全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和防震用品的需要,商业和服务业广大职工还出动了1700多辆流动售货车,搭了1500多座临时售货棚。城近郊区660多家饭馆,除46家房屋危险难以开业外,其余不但开门营业,而且日夜赶制馒头、烙饼,平均每日产销11.5万公斤。全市11家面粉厂、450家煤厂的职工,在余震时不避艰险,坚持生产。同时,北京向唐山、天津等重灾区送去了1.25万吨粮食、3万多条棉毯、20多万件服装及各种物资1.3万多吨……
  然而,地震的阴影犹在,另一灾难却接踵而至。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沉浸在悲痛之中。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及其同伙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为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党内一些老干部已在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1日,华国锋与李先念面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9月13日,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面见叶剑英。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一致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是上策。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果断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密切配合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0月14日,党中央正式公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消息。首都人民发自内心地欢呼,大街小巷,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人们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欢度胜利。
  10月21日至23日,首都军民游行,三天内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大会。
  时隔六个多月,天安门广场再次充满了如潮的人群,所不同的是,此时,人们如释重负,满脸笑容,人潮之上飘扬着火红的旗帜。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终于以“四人帮”被粉碎而宣告结束。北京的历史从此又翻开崭新的一页。
 
  该文原载北京市《支部生活》2010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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