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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京畿开新局

 
熊根琪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标志,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恰如春回大地,首都北京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汇入了全国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科技、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改革的波澜壮阔的洪流中,北京市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已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成为北京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京郊农民摸着石头过了河
 
  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北京的改革同样从农村起步。上世纪80年代初,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风靡全国时,北京农村也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产到劳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如何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北京农村和农业特点的“京郊之路”,不仅是各级党组织思考的焦点,也是广大农民实践的出发点。怀柔区原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学济通过回忆郊区改革进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突破家庭经营模式,尝试发展规模经营,契合了北京郊区靠近大城市、农村工业基础较好、便于发挥二三产业的特点,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实事求是的体现。
  房山窦店村就是这个时期京郊农村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1976年以前,窦店被称为“破街烂镇穷窦店”。穷到什么程度?劳动日值仅有一毛九分七。当时村里有的小伙子就说:“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说的是劳动一天挣不到一个鸡蛋钱。村里家家欠粮欠款。如果靠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走上富裕之路,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村支部书记仉振亮坚持走集体致富的路子,冒着和“臭老九”同流合污的罪名,把原县农科所所长张中兴请到村里来,又从市农科院请来了程序等七位科技人员,拿出全村最好的二百亩地搞科学试验。当时有人劝他,别跟知识分子太近乎,留神日后再挨批。仉振亮说,只要大伙能过上富裕日子,挨批也认了。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村里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改“三种三收”为“两茬平播”,粮食亩产有了大幅提高。
仉振亮还充分发挥集约经营的优势,为村里购置了两台大型拖拉机、两台播种机、一台收割机。到1983年,窦店的农业机械已经达到150多台,基本实现了全过程农业机械化,务农劳动力从原来的85%下降到14.9%,而粮食亩产却达到1552斤,比1977年翻了一番多;商品收入627万元,比1977年增长了22倍;集体人均分配552元,比1977年增长了6.8倍。机械化使窦店腾出了大批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和工副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村里办起了14个农场,全部实行场长负责制,24个企业都实行集体承包。
  窦店的实践,是京郊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有人说,“凤阳之路”是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通道,那么“京郊之路”却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奔向富裕的坦途。到1987年,全市京郊农村的粮食总产达到45.4亿斤,比1978年增长8.2亿斤;社会总产值达到120.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4倍。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提起平谷的岳各庄,很多人都熟悉,它作为郊区农业生产的老典型,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过一定的影响。其实,这是一个“高产穷队”。1975年,岳各庄虽然粮食产量比1965年翻了一番,但农民的年收入只有一百多元。可到了1980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23.9元,比1978年增长一倍还多。年底分红,有45户收入在2000元以上,300户收入在1000元以上。
  为什么岳各庄短短几年发生这么大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杨希顺介绍说,我从1961年担任支书以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更加心明眼亮了。当时党中央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我感到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好政策。从1979年起,杨希顺带领村民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牧、副、工。村里砖厂、服装厂、养鸡场、奶牛场、饭店等相继建立起来,一年就增加了十几个工副业项目。
开始,有些党员干部心里打鼓,劝杨希顺说:“抓啥副业,甭担风险。”甚至有人还担心再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的确,当时社会上刮起两股风,一是“左”倾风,典型的言论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还叫板:“谁要说发展商品生产好,我跟他辩论!”一股是右倾风:好,不是让分吗,连大拖拉机都拆了分零件。
杨希顺判断这两股风都不正,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为了让村民们从思想上划清是非界限,杨希顺和大家一起总结本大队发展生产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了,粮食产量倒是上来了,可社员生活水平没提高。1970年粮食亩产比上一年增加了93斤,而社员平均收入却减少了5块钱;1972年亩产比上一年增加168斤,而社员收入却分文未增;1976年亩产比上一年增加40斤,而社员收入只多8分钱。
  这些讨论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必须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走农牧工综合发展的道路,使社员尽快富裕起来。从1980年起,岳各庄就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五六年间,迅速办起了40多个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金达到300多万元。岳各庄一跃成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革前,京郊农村并非没有乡镇企业,只不过是大多附属于农业,象样的工业企业寥寥无几。随着农业责任制的落实,有限的土地容纳不了众多的劳力,部分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开展多种经营,兴办工副业。一些区县干部主动组织这部分人,发扬“千山万水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帮助、千辛万苦联系业务、千方百计办企业”的“四千”精神,掀起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到1984年,全市乡镇企业从1979年的4794个发展到1.23万个;乡镇职工从26.44万人发展到67.98万人;总收入达37.6亿元,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63.4%。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首都市场提供了大量商品,促进了京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富裕之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收录机、摩托车等商品大批进入农家。这样,乡镇企业的腾飞,既服务于首都发展,又给京郊农民带来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包”字进城的探索
 
  承包经营在农村改革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包”字能不能进城?这个现在看来并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京,却是人们争论得十分激烈的话题。
  1979年初,北京第一大厂——首都钢铁公司在全国率先举起承包经营的旗帜,试行利润分成承包经营,掀起了国企改革的热潮。
  首钢承包制概括起来就是:全员承包、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拨给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投资和企业福利基金,一切由企业自主经营。从此,首钢真正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己发展的道路。
  承包制实行的是全员承包,从总体上确立了广大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首钢炼铁厂一高炉从1981年6月开始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一些职工听说要在减少钢铁生产的同时增加利润收入,还要把经济利益同经济效果挂起钩来,起初想不通。党支部认为,要把工作做好,首先必须提高支委一班人的思想认识。党支部引导党员职工认真算了高炉焦碳、风机、氧气、洗炉料等几笔经济账。支部书记王工醒说:“算经济账,对支委会的同志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党支部还建立了支委和党员联系群众的制度,要求做到“知联系对象对实行经济责任制意义的认识和存在的问题,知联系对象在落实经济责任制中的任务,知联系对象保证经济责任制落实的措施,知联系对象经济责任制落实的进展情况”等,及时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管理中去,确保企业改革的大方向不能走偏。许多职工深有体会地说:“实行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群众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决不只是个分配问题,而是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办好企业新路子的问题!”
  实行承包制后,几年下来,首钢生产迅猛发展,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全体职工的工资与奖金收入也相应增长,还出现了很多干部职工的实际收入比首钢党委书记的收入还要多的“新鲜事”。有位老工人回忆说:当时,虽然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很严格,但我们反而觉得更开心了。
  首钢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契机,改革内部管理,发挥了承包经营的激励作用,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首钢的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职工主人翁积极性持续高涨,1979年至1988年实现利润年递增在20%以上,10年内增加的钢材产量相当于新建了一座大型钢铁厂。
  首钢推行承包制的实践,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也成为全市工业系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楷模,推动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
 
  天桥百货“试水”股份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北京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除在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外,还在商业系统进行了其他形式的改革试点。试行股份制,就是这些艰辛探索中的一个亮点。
  北京市第一个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是天桥百货商场。
  这是一家老国营企业。上个世纪50年代,天桥百货是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桥百货为搞活企业而积极探索,如实行承包制、进行工资改革等。但是,由于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改革成效不大,当时发展极为缓慢。当时即使商场给员工修座新厕所,也需要上面拨款。
  为筹集用于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实现自主经营,当时的商场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张继斌、副经理臧怀俭等人开始思考公司的出路,经过多方论证后,决定在企业内部推行股份制。
  然而,当他们向工商局申请公司更名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工商局的同志被注册手续中“企业性质”一栏难住了。后来工商局整整议了三天:说国营吧,明明把股票卖给个人了;说集体吧,又不像;说个体吧,也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来了个“一锅烩”,把企业性质定为“全民、集体、个体合营”。
  1984年7月25日,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记注册。第一期股票总额300万元,发行对象为北京市、外省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股票大小如一元人民币,下附一张草绿色的股息、红利票,背面注明5年还本,除分红外,保证每年5.4%的利息。
  在那个年代,国营商店不靠国家增加投资,而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在全国都是新鲜的。因其新鲜,所以也疑虑重重。这不能不说到当年商场党支部一班人的魄力。臧怀俭回忆说,当时不要说社会上非议很多,就是商场内也有很多职工想不通,那时总有人问:股份公司还姓不姓“社”?支部书记张继斌回答:“国家、企业持股占大头儿,为什么不姓‘社’?我们的发展符合党提出的改革方向。”而党组织的动员非常实在,告诉职工,这样搞,保证你每年可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
  通过股份制试点,天桥百货商场增加了筹集资金的渠道,初步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良好运行机制,经营范围和网点不断扩大。后来在全国60家大中型百货商场评比中,天桥百货劳动效率和费用水平两项指标名列榜首,人均创利和资金周转名列第二。天桥百货还被国家经委授予“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荣誉称号。
  早期天桥百货发行的股票虽然没有上市交易,但它的问世宣告了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开始。此后,北京市的一些企业也陆续进行了股份制试点。
 
  旅游业吹来“清新之风”
 
  谈起北京市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曾担任市旅游局副局长的侯锡九回忆说,“那时经常发生客人已下了飞机,还不知道要安排到哪家饭店的尴尬局面,最严重时还发生过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派出专机,将北京的游客运到南京住宿的情况”。1978年北京共接待了18.3万的旅游者,但发展旅游的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薄弱。1979年美国提出17万人来华旅游的意向,而国内有关部门只能答应来2万人。饭店业房间紧张和服务水平低下已经成为旅游行业的“卡脖子”现象,严重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
  紧要关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旅游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第一批可以找华侨、外资,然后自己发展。1980年,北京建国饭店破土动工。这是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市开办的第一家、也是全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建国饭店由北京市旅游局和香港中美旅馆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造和经营。
  1982年4月建国饭店正式开业。建国饭店园林别墅式优雅的环境、舒适实用的房间设备、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为当时北京旅游业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英国《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第一家真正西方式的旅馆在北京开张,为这个单调多风沙的城市带来必要的魅力”。饭店开业后不仅接待了像英国首相撒切尔、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这样的贵宾,更为重要的是,它把先进的管理办法、服务标准、工作作风直接带进来,又结合我国实际,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点的科学管理办法。
  在管理体制上,建国饭店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饭店在经营上方法灵活,服务内容多样,尽可能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饭店开业后不久,有个澳大利亚的旅行团提出要在十三陵吃一次自助野餐,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先例。但为满足顾客的要求,饭店用五辆卡车把130多套餐具、酒具、桌椅和食品拉到了十三陵,各方面都做得一丝不苟。旅行团最后对饭店的周到服务表示惊叹,并感到“终生难忘”。
  作为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不仅在体制和经营方法上,为我国旅游业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拓展了党的工作。建国饭店原党总支副书记安清凤回忆说,那时合资企业中党组织如何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翻遍了相关文件,也找不到答案;请示上级领导,回答是:摸索吧,将来用你们做蓝本。我们通过备忘录等合法形式,督促外方经理批准建立了职工食堂、更衣室、浴室,还以工会名义,组织中外员工开联欢会,搞体育比赛、旅游等。起初,外方经理不理解党团组织为什么要开会,一看见就喊“No meeting”,慢慢地他们体会到,我们不是和他们唱对台戏,而是为了共同搞好工作。
1984年7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经营管理方法有关事项的请示》,指出:在全国选择50家饭店作试点,推广建国饭店经验。建国饭店为推动我国旅游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发展第三产业解“五难”
 
  “我手下只有十几个小知青,干什么好呢?琢磨了很久。”
  “别人都笑话我,说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怎么给发配到大街上卖大碗茶了?”
  “我不怕别人笑话,好多小知青脸上都挂不住,我就硬是扯开了嗓子在前门吆喝。”
  这是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干部尹盛喜,回忆自己带着十几个返城知青,靠几个碗一把壶起家时的情景。
  1978年起,大量知青开始返城。据统计,1979年有近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其中北京的待业知青就多达40万。知青的就业问题一下子变得异常严峻。
  1979年5月,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干部尹盛喜接到任务,要解决20名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作为传统的商业地区,前门地区聚集着“瑞蚨祥”、“同仁堂”等众多老字号,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尹盛喜看到了这里面隐藏的无限商机,他打起了卖大碗茶的念头。很快,尹盛喜和几个待业知识青年开始在前门搭棚子,卖起了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参与此事的主要是返城知青,所以,茶摊被命名为“青年茶社”。
  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没有放开。尹盛喜的家人对他叫卖茶水的做法难以接受。在一些员工的内心里,也觉得卖茶水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铁饭碗”。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茶社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到年底便有了比较可观的盈利。这时,尹盛喜毅然辞去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专门卖起了茶水。茶社的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先后更名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工艺美术服务合作社”、“大栅栏贸易货栈”。
  几年之后,这个茶社发展为一家拥有固定资产近千万元的北京大栅栏贸易公司,成为北京集体企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安置了大量的待业青年,而且解决了市民的生活难题。
  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市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强调发展重工业,第三产业严重滞后。首都市民遭遇“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修车难”“做衣难”等难题。就拿“吃饭难”来说,1980年7月,《北京日报》刊登一名记者的亲身经历:“一天中午,我登上东风餐厅二楼,里边已座无虚席。不少等候吃饭的人站在用餐者身后,准备随时‘补缺’。作为第38个候补者的我,也默默伫立在一位顾客的身后,没想到过了半个小时,还没等着个座……”
  为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发展个体经济,对于活跃市场,弥补国营、集体商业服务业网点不足,方便群众生活、广开就业门路,促进安定团结都有积极作用。望各区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统一认识、积极扶持……”。此后,个体饮食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据统计,从1966年到1980年,北京市的国营、集体餐馆一直在800家左右徘徊。到1980年一下子发展到7000多家,其中个体餐馆6000多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市贯彻中央“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有效缓解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五难”现象。到198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26.8%上升到33.3%,商业服务网点由1.8万个增加到8.2万个。北京市不仅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第三产业新体系,而且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结束了北京过去的封闭和停滞状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北京农、林、牧、副、渔、工、商、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经验和成就,为全市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该文原载北京市《支部生活》2010年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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