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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画卷全面展开

 
熊根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北京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为全面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以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全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而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入讨论改革的思路,积极大胆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探索,为把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继续努力。
 
  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首钢等企业作为第一批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企业承包经营的宝贵经验。北京工业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相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机制还不活,不适应市场的变化,经营上微利或者亏损等。北京市在分析这些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以转换经营机制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企业改革。
  80年代中期,北京市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并逐步推广到面。到1987年,市属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90%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这些企业普遍建立起以厂长为中心的决策机构,加强和改善了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负责制的广泛实行和逐步完善,改变了过去以党代政、责权分离、无人负责的状况,企业的生产经营指挥系统得到加强,提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应变和决策能力。北京市工业企业系统涌现出一批像张洁世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和企业家。
  张洁世是长城风雨衣厂厂长,他带领全厂职工从组合一些缝纫合作社起家,用短短5年时间使“长城”风雨衣占据全国风雨衣半壁江山。厂长负责制之下,张洁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企业发展之中。他带领全厂党员干部,发扬“不在奖金上兜圈子,要在贡献上比高低”的精神,勇于开拓,锐意改革。他看准原来的主要产品棉服即将滞销,及时改产风雨衣,并不断推出款式新颖的新产品,坚持高质量不动摇,使长城风雨衣成为全国名牌产品。当北京市民以拥有一件“长城牌”风雨衣为豪时,身为厂长的张世洁竟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风雨衣。
  从1986年到1988年,是企业改革大步前进的时期,经过几年的探索、试点、争论,人们的认识逐步趋向一致。北京市委市政府冷静地总结了前几年改革的经验教训,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在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中,试行“两保一挂”为主要形式的承包制。所谓“两保”,即企业保照章纳税和上交利润,保技术改造任务的完成;“一挂”,即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北京第一机床厂等8户企业率先实行“两保一挂”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北京市预算内433家工业企业全部推行了这项改革,占企业总数的90.3%。这种办法,规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既保了近期实现利润的增长,又保了企业长远发展的后劲。
  厂长负责制和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政企分开,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使企业朝着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199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86年增长了25.2%,销售收入增长了68.4%,上缴利税增长了10.6%,财政收入增长了22.7%。此后,北京工业企业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认真总结80年代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出路。
 
  “城乡一体化”——奔小康的必经之路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京郊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路往何处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是奔小康,走向富裕。
  早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明确指出“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京郊不同地区采取什么方式奔小康,成为当时北京经济发展和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丰台区卢沟桥乡太平桥村联系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提出了“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问题。这之前,太平桥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春种秋收”的农业耕作、小手工业作坊及个体经济方式上,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一直变化不大。经过讨论,大家解放了思想,确立了立足农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
  太平桥村支部书记张永清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抓好蔬菜生产的同时,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优越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太平桥依托城市,发展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思路。太平桥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办企业纸张加工厂、综合木材厂、运输队等,年产值非常可观。后来又先后投资兴建了“丽泽长途汽车站”“亿客隆商城”“天兰天建材商城”等第三产业。到1992年底,太平桥在全区率先成为亿元村,创利税1641万元。太平桥人不仅陆续住进了住宅小区,而且开始享受着和城里人一样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险。
  像太平桥村这样富裕起来的都市村庄,冲破了城乡二元化的束缚,引起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重新调整,逐步开始城市化进程。80年代中期,在研究制定首都发展战略的时候,市政府农村工作主管部门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北京郊区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城乡协调的客观条件,应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实现城乡结合发展的战略思想,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郊区农村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
  1988年,市政府农林办公室主任白有光在市农口横向联合工作会议上作了《工农携手、团结协作,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报告,从此,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成为北京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农村开始利用城市在技术、资金、信息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将农村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八五”期间,京郊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88%;“九五”时期,京郊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06%。上个世纪90年代,京郊农村人口减少了近30万,农业劳动力减少近13万。到了2001年,郊区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0%。实践证明,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农村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继续奔向小康的必经之路。
 
  抓住契机解决“骨”“肉”矛盾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它不仅为北京申办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大大加快了首都城市改造和建设的步伐。自1984年9月取得第11届亚运会的承办权以来,北京以此为契机,大大加快了首都城市改造和建设的步伐。
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北京市委努力改变城市建设中“骨头”与“肉”比例失调的状况,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首位。“骨头”与“肉”是当时计划部门对分配基本建设投资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针对首都规划方针,邓小平曾指出要着重解决城市建设中“骨头”与“肉”的矛盾。国务院也曾批示:建设中要注意好“骨头”与“肉”的关系。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北京1983年至1987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57.9亿元,新建了一批急需的道路、桥梁、煤气、热力、电力、电信等市政工程。到1992年,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累计达到1460.2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3.7%。一大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通讯、能源、市政和环境工程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北京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这期间,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拼搏努力下,北京市区建成了北内二环路连通了三环路,修建了部分四环路,竖起了数座立交桥,使北京城市交通开始从平面交叉向立体交叉发展。其中,市政工程局于1986年组建了北京市政工程指挥部,统一指挥道路、桥梁、各种管线以及北小河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亚运场馆附近建设的道路桥梁工程,就有“五桥”和“五路”。“五桥”即:健翔立交桥、安慧立交桥、安华立交桥、来广营铁路立交桥和钟楼北桥。“五路”是指北四环路、钟楼北路、北辰路、安定门外大街—安定路—安立路、北辰左路—新成府路。“五路”总长近23公里。
  筹办亚运期间,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数量惊人,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四环路与昌平路的交汇处的健翔立交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活跃着一支敢打硬仗的第一市政工程公司青年突击队。率领这支生力军的,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郭义顺。每当工程遇到“拦路虎”时,工地党组织总是这样决定:“调郭义顺上!”
  郭义顺干粗活像个“猛张飞”,干细活时又像个“绣花女”。如埋上下水管道要求严格,上下误差只允许一两个毫米。这种活,不少班组都怵头。一次,领导把埋一道直径40公分的污水管道任务交给郭义顺突击队。突击队大部分是新来的合同工。首次干这种活行吗?郭义顺想,事在人为,只要认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请来了公司的技师,推行“四合一”施工法,即把装混凝土、稳管、包封、勾带四道工序合在一起进行,全班26人被分成若干个小组,责任落实到人,道道工序都有专人把关。在全班努力下,埋管顺利完成,达到优质,成为工地一大新闻!在郭义顺的带动下,突击队六年中干了许多漂亮活,有13项单项工程达到优质标准。
 
  危旧房改造和古都风貌保护的有机统一
 
  1990年4月30日,北京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危旧房改造步伐,决定用10年时间彻底改造所有的危旧房。而此时,首都的危旧房改造为什么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北京解放40多年来,新建住宅8000万平方米,相当于6个半旧北京城。但压在市政府心坎上的另一块“心病”始终没有祛除——北京城里那1000万平方米用混合土加“砖头蛋”砌起来的多年老房何时换新颜;住在这些无热力、无煤气、无厕所、无上水、无下水等“十无”旧房子里的百姓何时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之前,以菊儿胡同为代表的危旧房改造试点工程就已破土动工。如何在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成片古都风貌,使危旧房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和谐统一?这是当时市领导反复强调的大事,也是领衔设计菊儿胡同新楼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久久思索的一个难题。从清华园到菊儿胡同来回几十里,70岁的吴老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在他那一大本厚厚的卷宗里,详细地记载着菊儿胡同方圆8.2公顷范围中的130个院落,和所有古树的树龄、树种及分布位置。详细考察之后,吴良镛提出用新型的类四合院代替老式四合院。他根据“有机更新”的城市规划理论,认为旧城改造,要保留好的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修缮虽已破旧但尚可利用的建筑,拆除破旧危房,逐步过渡,既保留历史文脉的延续,又形成有机的整体环境。
  最终,吴良镛精心设计的青砖灰瓦、红挑檐、坡屋顶组成的四合院模型,与旧的胡同格局有机地统一起来,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古都风貌。菊儿胡同作为首都危旧房改造整治的典范经验,不仅得到了北京人的称赞,也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获得北京优秀设计奖、联合国世界人居奖等多项大奖。
  在取得菊儿胡同、小后仓和东南园三片危旧房改造试点初步经验的基础上,1990年4月,市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危旧房改造的决定,并确定了“一个转移、一个为主、四个结合”的方针。一个转移,即城市建设的重点由以新区开发为主转移到新区开发与危旧房改造并重;一个为主,即危旧房改造以区为主;四个结合,即危旧房改造与新区开发结合,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与房地产经营相结合,与保护古都风貌相结合。从此,北京市的危旧房改造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展开。为此,市政府筹集了两亿元作为启动周转资金,支持搞好危旧房改造工作。大批世世代代居住在窄小拥挤、破旧简陋的危旧房屋中的居民迁入新居。
  危改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精神,认真落实好古都风貌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1990年11月,北京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批准了北京市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使保护北京的传统风貌列入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北京市提出的“保护古都风貌”的政策方针指引下,危旧房改造工程中的保护措施不断完善,保护工作的不利局面有所改变,为今后北京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古都风貌保护奠定了基础。
 
  民营科技企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50多年前,中关村拔地而起一座“科学城”,见证了北京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中关村再度为世人瞩目,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
  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发生了一件新中国3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研人员创办了“先进技术服务部”,成为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先驱。这个服务部成立的日子后来成为北京市民营企业的诞生日。随后几年,中关村大潮涌动,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陆续萌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崛起。
  “四通”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代表。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从2万元借款起家。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是拥有52家独资、合资企业,4家海外机构,自有资产近20亿元,职工3500多人的产业型综合集团。四通公司创办时建立了党支部,随着发展壮大,1989年成立公司党委。
  党组织和党员在四通发展中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公司党委书记马明柱曾介绍,四通党组织围绕团结、稳定、发展,做五个方面的保证工作。一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落实;二是保证企业的经营活动顺利进行;三是保证领导班子能顺利行使职权;四是保证党员队伍有旺盛的战斗力;五是保证全体员工素质逐步提高。实践证明,公司团结、稳定、发展的局面离不开这些“保证”。
  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发布,北京市加大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越来越多,逐渐昌盛。1983年只有11家,1984年发展到40家,1985年达到90家。而到了1987年底,就已经达到140多家,营业额超过9亿元。他们不要政府拨款,不靠政府出面组织,独立自主,自负盈亏,采取科、工、贸结合的经营方针,几年之内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发展壮大,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当时,这些被人们称之为“民办企业”的企业,是姓“公”还是姓“私”,是集体所有还是私人合伙,仍在争论。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社会舆论也由排斥、沉默,到有保留的支持,到多数人赞扬。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派调查组研究,结论是应给以全面支持。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划定以中关村为中心的100平方公里范围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赋予若干优惠政策。中关村诞生我国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关村开始由最初的电子贸易一条街向产学研结合、技工贸一体化的科技园过渡。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试验区的开发,带动了我国新技术、高技术的发展,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贡献。
 
  打造首都第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端,全市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全市面积的62%。山区是首都的第一道绿色生态屏障,是主要的水源涵养和供给源地,是居民休闲旅游度假胜地。
  北京山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一直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山区先后启动实施了水源保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八五”期间,北京市环境保护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通过多年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环境整治、绿化美化,全市大多数宜林荒山披上了绿装。山区的林木绿化率由1980年的22.8%提高到2003年的60.5%,形成了林木葱翠、绿绕京城的山区绿色生态屏障。
  其中,密云上游的水源保护与涵养林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保持水土的能力明显增强。50年前,密云水库大坝落成,燕山群岭间高峡出平湖。从1981年始,由于水源紧张,北京人开始喝上了密云水库的水。当时,密云遵循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经济发展路线,重点发展林果业和农业,并开发了以水库游为主体的坝上旅游。1983年还建设了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游乐场——密云游乐场,收入可观。
  为了保护这条北京饮用水源的“生命线”,北京市于1985年颁布了《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暂行条例》,明令密云水库大湖区禁止发展旅游事业;水库环湖路内禁止建设除水利工程以外的工程项目;水库流域内禁止兴建有污染的工业项目。
  一夜之间,水库大坝上的旅游车队消失了,游船底儿朝天地在岸上晒太阳,40多家有污染的工业项目纷纷关停并转……密云太师屯镇小曹村旁,一人多高的荒草遮掩着几栋高大的废弃厂房。这是已投资760万元的陡子岭铁矿,原定于1985年7月投产,全套生产设备都已安装完毕,拉上电闸就能生产。可就在投产的前一天,水源保护条例出台。这座工厂因在密云水库水源地范围内,又会产生污染,被紧急叫停。
  陡子岭选矿厂选址密云深山,看中的是这里丰富的铁矿资源。冶金部门曾测算,密云铁矿储量高达10亿吨,能进入全国十大铁矿县之列。守着金山,密云却开挖不得。
  40多万密云人要致富,怎么办?以时任县委书记韩国琛为首的密云县委一班人坐下来冷静思考,认识到:多年来保护水源形成了密云2216平方公里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圈,看似劣势,实则优势。依仗这点,县委提出了“绿色战略”,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继而以无公害无污染的初级农牧产品为基础带动全县绿色食品深加工行业的崛起和发展。
  要保护好密云水库的质量,必须加速水库上游的绿化。早在1982年,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就列入“三北”防护林建设重点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划拨专项资金,实行工程造林,加速绿化步伐。1987年,全市大人通过决议,做出全面规划,把营造水库水源保护林列入市重点工程,确定在水库周围160多万亩宜林荒山种,用8年时间全部完成荒山绿化。为了实施这一规划,市、县成立领导小组,库区周围14个乡建立了林业工作站,配备了近百名林业干部,每年投入40多万个劳动日。密云水库建成50年来,水库上游林地面积已达133万亩,林木覆盖率77.16%,比水库刚建成时的40万亩足足增加了93万亩,相当于214个颐和园的面积,密云水库上游已经成为北京林木面积最大、林木覆盖率最高的地区。
  植树绿化工作不但有效抑制了风沙危害,而且对发展京郊山区经济、保持水土、保护水源、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绿色战略”主导下的密云,天还是那么蓝,水还是那么清,然而,人们的观念早就变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密云发展生态经济的宝贵财富,密云人从此自觉自愿地保护着密云的这一湖净水。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带领下,首都建设事业步子在加快,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并继续深化。这期间,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都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继续向前迈进。
 
  该文原载北京市《支部生活》2010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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