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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市场经济奏强音

 
熊根琪
 
  1992年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著名论断,回答了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等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我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十月中旬,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这一时期,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和市委精神,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国企改革脱困、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改善、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并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首都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市发展呈现持续、快速、健康的良好态势,将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国企脱困改制目标基本实现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催死、优胜劣汰机制,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一些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甚至走到了破产边缘。据统计,到1998年,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企亏损,全国国有企业所有利润相加,只有213.7亿元。北京也不例外,国企亏损率居高不下。以北京一轻总公司为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拥有122家下属企业、产品涉及14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一度有40%的所属企业亏损、60%的产品滞销,企业发展困难重重。当时,一轻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小、少、散、重”。即:经济规模小;高附加价值品少;生产要素的配置、布局分散;经济集中度不高,重复建设情况严重。
  所幸的是,1993年一轻总公司被国务院体改委和北京市政府批准为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公司党委带领全体员工,认真总结企业改革以来的经验,探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积极进行以“资产增值、产业转移、机制转换、职能转变、职工分流”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把城内的企业二产退出向三产转移,企业退出四环路以外去发展高起点的二产,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产业转移,职能转变,机制转换,职工分流。原日化一厂是一轻下属企业,1995年进入市场之后,亏损严重,资不抵债。1997年,一轻根据国家政策,决定对日化一厂实行破产。当时,企业破产还鲜为人知,尤其对于职工来讲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对此,公司党委提出:“无情破产,有情操作”,领导班子成员亲临第一线与职工对话,与企业干部一起做思想工作,最终化解了矛盾,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经过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一轻公司一批污染高、能耗高、附加值低的造纸、玻璃等传统产业相继退出,最终形成了有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力的六大支柱行业。公司初步实现了由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公司向新型经济实体的转变,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制10年间,一轻全系统利润翻了五番,职工年收入从1993年的4497元增加到2003年的20869元。
  北京一轻总公司的综合配套改革为全市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了有益的探索,得到了国家体改委的肯定,其经验也向全市、全国推广。1995年3月,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在一批重点企业进行现代企业试点的通知》,在全市选择百余家企业继续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这种试点和改革的成功,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妥善地分流了富裕职工,从而走出了一条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新路子。
  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1998年北京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了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目标,要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标志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从试点转入全面实施阶段。到2001年,全市已有190户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改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到2002年底,全市498户国有大中型企业,除经认定暂不具备改制条件的66户企业外,401户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工作,占总数的92%。
 
  为下岗职工编织“社会保障”网
 
  1996年,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第一期“政策月报”专栏里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停产半停产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借支生活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企业由于生产任务不足的下岗待工人员,下岗待工期间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从199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70元。
  下岗职工现象是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扭亏脱困”力度的加大,北京市下岗职工人数逐年递增。1995年有10.46万人,1996年10.72万,1997年13.26万,1998年达到16.96万。
  大量职工面对突如其来的下岗现象,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负担,而且承担着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阵痛”。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想尽办法加大再就业的培训力度、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不断为下岗职工精心编制社会保障网,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最大限度地减轻广大职工的“阵痛”。1996年9月,市委、市政府颁布《北京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体规划》,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并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有机结合,协调发展,逐步覆盖全社会,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保障水平合理适当,监督体系健全,管理体制协调,初步实现管理服务社会化,具有首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1994年6月,市委、市政府就颁布了《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正式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到1998年,全市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达222.9万人,覆盖面已达94%。全市6.75万下岗职工全部进入各企业建立的938个再就业服务中心。全市用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已达1.2亿元,实现了有下岗职工的企业100%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100%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和100%地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要求。
  1995年3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规定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统筹实行基金制度,区县建立大病医疗费统筹基金,全市建立大病医疗费统筹调剂基金。
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到1997年底,北京市已建立起近200万人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数据库,在18个区县形成了局域网。同时,进一步统一了缴费比例,完善了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提高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2001年4月,北京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原来已经实行大病统筹的企业和职工稳妥地实现了新老制度的转换。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起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首都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充分发挥了社会“减震器”的重要作用。 
 
  “买全国卖全国”丰富首都“菜篮子”
 
  常言道,“百姓看家菜,萝卜大白菜”,上个世纪末首都的“菜蓝子”十几年一贯制,变化不大。尤其是大白菜,更是北京人过冬的“当家菜”“政治菜”。由于冬季蔬菜供应有限,每年立冬前后冬储大白菜上市的时候,成堆成堆的菜垛成为一条条胡同的风景。
  1997年,北京市放开了对冬储大白菜种植面积和价格的控制。由于是市场调控的第一年,北京市专门调集商业、农业等管理部门的人员,成立了秋菜上市指挥部,进行监督和协调。出乎意料的是,市民对此反应平静。此后,北京大白菜的受重视程度一年不如一年,种植面积也一直成下降趋势。当时北京市农业局蔬菜管理处处长陶志强这样解释,北京冬储大白菜风光不再,缘于近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巨大成就,老百姓冬季可选择的菜品日渐丰富,因此大白菜作为百姓“当家菜”的地位才逐年下降。
  九十年代,北京市为建设首都“菜篮子工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巩固提高近郊、大力发展远郊的蔬菜生产方针,实施“抓南北菜园,落实东厢基地”的发展策略。京南大兴、北郊延庆、怀柔,东厢的平谷、顺义和通州,成为京城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到1994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65万亩,比上年净增15万亩,全年蔬菜上市量46.7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1.5%。北京的养殖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到1998年,全市出栏猪375万头,肉羊80万头,肉鸭1331万只,肉鸡6900万只,鲜牛奶22.7万吨,大大丰富了市民的餐桌。
  为了做好农产品均衡上市供应,丰富居民的“菜篮子”,北京市还遵循市场规律,提出“买全国的,全国来卖”的思路,敞开城门迎八方来客,建立1049处集贸市场、204处产销直挂点和100多处早市。新发地、岳各庄、大钟寺等农产品批发市场从小大大,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北京市规模较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上市量占全市上市量的70%。其中,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就是北京“菜篮子”巨变的一个“缩影”。
  1985年,北京市放开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时,丰台花乡新发地村周边的农民把自种的蔬菜拿到路边摆摊零售,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马路市场”。起初,张玉玺作为新发地村的干部,专门负责这里的管理,每天早晨去“马路市场”轰人。时间一长,卖菜的农民和他玩起了“游击战”,让他伤透了脑筋。这时,丰台工商所田振梅所长告诉张玉玺说:“不如因势利导建一个市场,解决咱们农民卖菜难的问题……”。
  1988年5月,在村党总支的大力支持下,张玉玺带领14名村民,启动村里15万元资金,用铁丝网圈了15亩地,这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最初的雏形。发展到九十年代末,市场的货源已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成为占地1520亩的特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到2008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交易量78亿公斤,交易额260亿元,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大流通格局,成为北京市名副其实的“大菜篮子”和“大果盘子”。
 
  “首都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多年来,北京的发展处于资源的约束条件之下,能源需求量的95%以上依靠外省市或者国外市场供应,如不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大大限制可持续发展能力。1997年12月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在全面分析市情的基础上,首次指出大力发展“首都经济”的概念。
  “首都经济”概念的核心,就是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取得新的突破,进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促进首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首都经济”的提出,是北京发展战略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消除了关于北京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一些争议,转变了北京的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1999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发挥示范作用。这为首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围绕实施首都经济战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日新月异,远远超出原来的地理概念,园区由中心区向发展区、辐射区不断延伸。截至2001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入驻企业已达9773家,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成为园区发展的主导力量。园区总收入在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44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25家。园区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园区企业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园区实现增加值455.7亿元,技工贸总收入达2014.2亿元,均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 
  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形成,成为首都经济稳步增长的最主要动力。200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1221.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3.1%,对北京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增加值263.6亿元,在全市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达到32%。
  “在首都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北京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明显提升。到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17.6亿元,比1996年增长63.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5300元,比1996年增长57.8%,提前三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
 
  振兴制造业创造的“现代速度”
 
  大力发展“首都经济”,使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但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的最大差距是经济总量不足。统计数据表明,北京的人均GDP不足发达国家世界级城市的1/10,不足新兴工业化城市的1/5。
  2002年5月,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适时提出了全面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新蓝图。市委市政府下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首都经济总量,提升北京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
  采取什么措施来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呢?北京市制定了《关于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意见》,提出要突出抓好“四大产业”,即汽车工业、微电子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
  其中,北京现代汽车项目被定为北京振兴现代制造业的第一号工程。2001年,北京现代汽车项目工程从谈判到签约,中韩双方仅用了6个月时间,这一速度令中国汽车界颇感震惊。不久之后,更多的奇迹被一个个地创造出来。从工厂改造到新车下线,世界汽车史的记载是平均需要23个月,而北京现代汽车公司仅用了6个月,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速度”。
  创造“现代速度”的同时,北京现代还创新了新时期的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班子在企业筹建之初就坚持工厂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进行,同步配备党群干部。企业刚生产的时候,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突击队,24小时吃住在流水线上,用这种硬骨头精神打响了北京现代开门红的“第一炮”。逐渐地,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逐渐得到各方认可,党员已经成了企业优秀员工的代名词。北京现代党组织靠自己扎实的工作和过硬的作风成为了产业链条上党建工作的旗舰。
  伴随着全面振兴现代制造业战略的深入落实,方舟芯片、京东方液晶显示屏、北一大隈机床等一大批制造业茁壮成长,从“北京制造”到“北京创造”,现代制造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到2003年,北京市完成工业增加值1032亿元,增长12.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8.2%,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3936家,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0.1%。制造业提供就业岗位93.3万个,总资产4354.4亿元。北京现代制造业不但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发展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岁逢盛世文化兴
 
  在平谷区大华山镇,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华山文化站,活跃着40多个业余文艺团队、1500多名文化活动骨干和56个文化志愿者,曾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先进文化站和全国先进文化站。
  岁逢盛世则文化兴。基层群众文化的兴起,得益于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也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正确引导。基层文化建设关系城市社区、农村乡镇的千家万户,是提高首都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重心下移”的思想,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基层文化建设上来。2000年,全市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重点加强社区、农村文化建设,全面推进群众文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北京加大对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对各区县投资7亿元,建设各类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21.67万平方米。在全市308个街道和农村乡镇,建立文化站和文体中心315个,社区文化室和文化科技大院4896个。北京群众文化活动四季不断。春有“五月的鲜花”歌咏活动,夏有激情四溢的“文化广场”,秋有“金秋十月”,冬有系列春节文化庙会。仅1997年“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活动,全市就有42.4万人登台演出,创作演出4万多个节目,观众达342万人次之多。
  全市“文化下乡”走出新路子。北京市文化局改变节假日临时组团下乡的做法,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燕山情艺术团”。从2002年2月4日挂牌到年底,为广大农民群众演出已达106场。同时,还通过深入生活,创作了包括小品、小戏和相声的一台新剧(节)目,组成《燕山情燕山风》专场下乡演出,受到好评。
  京郊群众文化如沐春风,蓬勃发展。文化消费成为富裕起来的农民提升生活质量的新追求。1980年,郊区农民人均文化消费只有0.18元,占整个生活支出比例仅为0.07%。而到了1997年,人均文化消费达到307.89元,占到总支出的11%。郊区涌现许多“农民特色文化村”和一批民间文化人。通州的觅子店村、大兴的垡上乡素有剪纸的传统,大人孩子都能露上两手。通州牛堡屯还兴起了书法热,全村有几十号人能舞文弄墨。平谷还出了个农民摄影家郭永彬,其作品在国际上三次获奖。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广大市民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且对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全市各级党组织以聚精会神抓党建的实际行动,为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保驾护航奏强音,带领全市人民为逐步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朝着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继续迈进。
 
  该文原载北京市《支部生活》2010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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