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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饭店: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的诞生

 
苏  峰
 
  如今的建国门外大街5号,是一座兼具中、西方建筑风格的黄墙红瓦的建筑群,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引进外资的旅游饭店。
 
  糟糕的住宿条件
 
  1978年的首都北京,来京境外人士激增。1977年是4.5万人,1978年则达11.3万人。在限制来京人数的情况下,1979年仍达到18.6万。当时北京只有11家涉外饭店,客房约5千间。这些饭店大都老化、陈旧,实际使用的房间只有4千间。人多房少,住宿成了大问题。
  客人来了、住不进饭店的情况时有发生。接待方常常把刚下飞机的客人直接拉去参观游览或马上安排会见、会谈。到了晚上还没有房间,不得不把劳累一天的客人用汽车送去天津过夜,还有的调用飞机送到南京去过夜,弄得客人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有的去不了外地,就睡在餐厅,或在会议室里过夜。客人埋怨说“我们想北京,盼北京,来了北京睡餐厅”。
  如果来了重点客人,接待方不得不请北京市政府领导或国务院领导出面协调解决。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北京华侨旅行社负责接待受邀的三个代表团。为解决这三个代表团的住房,旅行社负责人连续三天去相关部门请求解决,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话——“没有房子”。后来实在没办法,两位副市长出面协调,才好不容易解决了两个代表团,另一个则安排在饭店的会议室打地铺过夜。
  即使是好不容易住上饭店,客人对饭店陈旧的设备也意见很大。老饭店大部分都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客人汗流夹背,不得不光着膀子不停的扇着扇子。有的澡盆破旧,客人不堪入内,用茶杯盛水淋浴。如此糟糕的住宿条件,有些客人怨气很大,还有些客人甚至到国家旅游局去抗议。
  这样的情况严重卡了旅游业的脖子,也不利于对外交往和现代化建设。当时国家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央和北京市还是拿出四千多万资金建设几家新饭店。即使这样,这几家饭店建成之后也只能增加二千多间房间,远远不能满足外宾需要。
 
  艰难的谈判
 
  旅游饭店要想加快建设,必须利用外资。
  国务院成立了由谷牧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廖承志副委员长为组长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饭店领导小组。北京市也成立了建设饭店领导小组。
  1979年1月2日,还在元旦假期的赵鹏飞副市长就带着市旅游局、市建委的同志开始了与外商的谈判。当时参与谈判的侯锡九在2008年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曾撰文回忆这一段历史:
  当时,侯锡九已调到刚组建的北京市旅游局,参加了与多家外商进行的谈判。因为没有与外商合资办企业的经验,国家也没来得及制定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的法律法规。我方代表常常是上午谈判,中午汇报请示,下午接着谈判,晚上翻阅资料、看文件,讨论研究。时间很紧凑。侯锡九过去中午都要休息一会儿,从那时起改变了午休的习惯,一直到离休。
  这个谈判过程让侯锡九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79年1月到4月,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领导下,他先后参加了6个国家或地区的10家外国公司的谈判,遇到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两个:一是法律问题。外商普遍担心在中国投资办的企业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当时我国还没有投资法和所得税法。4家公司因此退出了谈判。日本一家企业的社长说:“等你们国家有了法律以后我们再来商谈”。
  二是双方互不了解,观念不同。外商对中国不了解,我们对外商也了解不多。多数外商根据国外饭店发展的情况提出要建高档次的豪华饭店,高投资高回报。而我方根据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对高投资建高档饭店还难以接受。
  美籍华人陈宣远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较多,并且之前就与廖承志副委员长和北京市赵鹏飞副市长相识,经过几次谈判,认可了在中国投资建一座中等规模、中档水平的饭店。1979年4月21日,我方与美国陈宣远集团签署了协议,决定在北京建一座饭店,即北京建国饭店。
  陈宣远在谈判中多次提出,希望“协议”能得到高层领导机构的批准,以起到法律保护的作用。
  中央采取了超乎寻常的做法,在短短的几天内由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等1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核批准了这个建设项目,批示指出:“这是我国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与支持配合。”
  这大大鼓舞了北京市,消除了外商疑虑,为北京建国饭店中外双方合作取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设资金也靠外资
 
  建国饭店的建设资金也是利用外资,即通过境外银行商业贷款解决的。
  谈起贷款,当时还真有不少波折。过去我国的观念认为欠债是不光彩的。现在要向外国银行借钱,心里总不是滋味,又担心借了银行的钱以后还不上怎么办?可是我方又实在拿不出资金。北京市旅游局还是借了20万元“开张”的,建设饭店也只能通过利用外资的来解决。
  在谈判过程中,陈宣远先生和他那会讲中文的美国律师给侯锡九讲述了当时国外银行贷款做买卖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学会用1元的本钱做10元的生意,用银行的钱发展自己的事业”。在他们的启发下,我方才接受了外方提出的向境外银行商业贷款的意见。
  1979年6月,陈宣远先生邀请5家美国、加拿大、香港的银行来北京商谈贷款事宜。外方提出必须有中国银行的担保。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担保法”。国家旅游总局与中国银行总行多次会商都不能解决担保问题,贷款谈判陷于僵局。美国、加拿大的银行相继离去。
  香港汇丰银行的利率和费用比较合理,廖承志副委员长亲自出面请两位谈判代表吃饭,讲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讲建国饭店项目的优越条件。当天晚上两位代表给总部打电话,说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他们,中国政府对建国饭店的项目十分重视,建议总部批准对北京建国饭店的美元贷款。第二天,两位代表就送来了汇丰银行提出的贷款协议草案。免除了中国银行担保的条件,只要求中国银行和国家旅游总局见证。
贷款协议草案经有关单位预审后,认为可以签字。但侯锡九在正式文本上签字的时候,手还是在发抖。站在他身旁的国家旅游总局卢绪章局长鼓励说“签吧,不会有问题”,北京市旅游局张忠实局长激励他说“老侯签吧,如果有问题要坐牢,我陪你一起去坐”。
  贷款协议签订了,北京建国饭店的建设资金也就落实了。
  1991年8月29日,建国饭店提前三个月还清了贷款本息。我方算了一笔帐,1块钱的本钱作了30多块钱的生意,赚了114倍的利润,还缴给了国家1.45亿的税费。
 
  改革开放的活历史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为了把北京建国饭店办成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饭店,合营双方于1981年10月决定聘请有几十年饭店管理经验的香港半岛酒店集团参加北京建国饭店管理。1981年12月9日,半岛集团选派了一位管理经验丰富的总经理,后又陆续派来一部分主管共41人。在建国饭店开业以前对国内613名员工进行了服务理念、业务技术等全面培训。为建国饭店开业以后的高质量服务打下了基础。
  1982年4月28日,建国饭店开业,很快就以服务质量好蜚声中外,受到国内外宾客的好评。香港半岛集团派来的管理人员,在工作实践中把国外饭店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带给建国饭店。双方互相学习,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北京特点、“建国饭店”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北京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
  北京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经验,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重视。1984年1月,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到建国饭店调研,并写出《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值得重视》的报告。2月1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加按语:“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经验值得各地同类型企业借鉴,对其他行业的企业,也有参考价值”。4月13日,中央决定在全国选择100家饭店,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此后,国务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发出指示“推广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是我国饭店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要求“各地要加强领导,认真总结经验”。一个学习北京建国饭店经营管理方法的热潮在全国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饭店经营管理方法的改革,开创了我国饭店现代化经营管理的历史新阶段。
  建国饭店是我国饭店与国际饭店最早接轨的饭店。建国饭店的成功,打消了外方的疑虑,长富宫、华伦饭店、昆仑饭店等一批合资饭店纷纷拔地而起,大大提高了北京接待外宾和旅游观光的能力。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扬名中外,如今不仅是北京的著名饭店,它还遍布全国各地,名扬各地饭店业,成为全国知名品牌,成为改革开放的活历史。
 
  该文原载《北京机关党建》2011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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