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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反对“要四、五、六,不要一、二、三”的口号

 
苏  峰
 
  刘仁同志(1909-1973)这位在1927年冒着杀头危险,18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转战于南到上海北到绥远的广大地区,对北平和平解放和北京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如今仍让人们深深怀念和由衷敬佩。
  1958年7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北京农业上不去,成了“尾都”,两次批判北京主管农业的领导干劲不足,是下游。此时全国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对市委的压力很大。在这种形势下,8月17日,15000多人参加的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在天坛召开,各区县负责人竞相争报粮食增产指标,最后竟喊出了“要四、五、六(千斤),不要一、二、三”的口号。时任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同志那天不在北京,他回来后先去找主管农业的书记赵凡同志谈,后又找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谈,他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产量。彭真很重视刘仁的意见,召集市委常委会研究。当晚就让农村工作部通知各区县,天坛大会上报的增产指标一律不算数,各区县根据自己的情况,能搞多少是多少。
  为什么刘仁知道那些数字不可能达到?因为他做过密植试验,曾在东郊农场附近做过一个密植试验,两亩地划成若干畦,试验了五种密度来种麦子,分别种下500斤种子、100斤种子、50斤种子、30斤种子和20斤种子。每一畦都深翻地、施好肥、用鼓风机吹。结果,500斤的刚拱出苗来就不行了,100斤的都滚球、挤在一块了,50斤的苗秆很细,30斤的长得最好。密植不仅无法达到那些高产要求,而且还浪费了宝贵的种子。
  为什么刘仁能在那样的环境下敢于讲真话?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位讲真话做实事的领导,他也鼓励所有干部都说真话、都实事求是。他身体力行地提倡讲真话,反对那种兜里装两个本,一边装着反“左”,一边装着反右,需要什么就拿出哪个本的干部。刘仁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他经常下乡,不带秘书,不带警卫,在市委机关碰见谁了,就带着下乡。他先是一个人钻到地里仔细勘察,再找队里的人调查询问,最后才去问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要老实说不知道还没事,如果说假话、胡说八道,他会批得很厉害。市委研究室一位年轻干部曾跟着刘仁下过两次乡,一次是要这位干部一棵棵数棉花球,从而算出能打多少斤棉花,还有一次是数麦穗。刘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方法、敢于讲真话的工作作风,对这位年轻干部影响至今。
  因为刘仁敢于讲真话,推崇干部讲真话,各部门干部跟他汇报工作时都很认真,报告要搞得很细,做足准备才行,不能讲空话,更不敢说瞎话。他这种实事求是、反对说空话、瞎话的作风,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鼓励了务实的工作作风,带起了一团正气的好风气。这种讲真话的作风,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可贵且可敬的优良品质。
 
  该文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1年 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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