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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初创时期的北方地区工人补习学校——基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1】的考察

 
赖生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并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五四运动之后,提出了“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与劳工结合”等口号。早期共产党员、团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广泛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开始紧密结合起来。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与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
 
  (一)深受压迫的北方早期工人。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起来,工人队伍也逐渐壮大。从全国范围看,“到五四运动时,全国的产业工人已达到200余万,加上已经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城乡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职工、农业雇工等各种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总人数,当在2000万人以上。”【2】
  北方地区产业工人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增长,主要出现在铁路沿线和工矿企业中。北京近代工业的开端是1883年官僚段益三在门头沟创办的通兴煤矿,随着北京近代工业的发展壮大,北京的产业工人也逐渐增多。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约有两万人左右。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产业工人加上建筑工人、人力车夫、店员、手工业工人等,也有33万人之多。【3】虽然产业工人只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3%左右,但比较集中。唐山、天津、陇海线沿线等地的产业工人出现都比较早。在唐山有许多较大的工矿企业,如开滦煤矿、唐山煤厂、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等,全体产业工人约有三万人,其中洋灰厂工人3100余人,机器厂2400多人,其余皆为煤矿工人。天津纺织工人较多,此外还有铁路工人、造币厂工人、火柴工人等等,总数约有10万人,其中妇女儿童占了20%左右。陇海线全路铁路工人约1800余人。【4】北方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有利于进行组织和团结。此外,北方地区的产业工人多数来自农村,同农民具有广泛的天然联系,也便于与农民结成同盟。
  同全国工人一样,北方地区工人也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资本家的三重压迫。李大钊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中提到煤厂工人“仿佛生活在地狱之中”,“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5】工人们受到的压迫深重,因此他们的革命性、斗争性也很强。
  (二)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劳工教育的认识。在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的过程中,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劳工教育问题进行阐述,甚至直接参与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和教学中,他们关于劳工教育的思想对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宗旨及发展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运动力量的强大,他们开始关注工农群众运动,并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工农阶级身上。李大钊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他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中就提到,“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他敏锐地察觉到20世纪的革命将是“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景象,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群众运动的将是今后革命的潮流,也必将覆灭一切旧社会势力。陈独秀也认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珍贵”,他在《新青年》杂志中特别编辑了一期《劳动节纪念号》,其中发表了劳苦工人的题字,如“黜逐强权,劳动自治”、“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等,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心声。此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通过这种方式来宣传工人,引起人们对工人重要作用的认识。邓中夏也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这三个群众革命的精神格外坚决”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6】,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为坚决性、最为彻底。
  其次,认识到加强对工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李大钊在1919年2月14、15日撰写《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所以也就丧失了享受平等福利的机会,包括受教育的机会。“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而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工人,如同牛马一样工作,“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如同物品一般。他认为工人们对知识是十分渴求的,所以设立“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而工人们的生活权利包括受教育等权利得到改善之后,也“必有新文明萌发其中”。【7】
  早期的产业工人普遍知识程度不高,这对他们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是一个障碍。陈独秀认为要提高劳动者的觉悟,第一步就是要改良他们的待遇,其中包括接受教育的权利。有些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人工资,针对这种言论,他在《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一文中指出,“工人底教育固然要紧”,但“不能做减时增资底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呢?”【8】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早期共产党员十分重视工人补习学校,“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9】,而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是深入工人活动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十月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正在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参与了一些自发的罢工斗争。“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从1868年10月到1919年4月的约50年间,共发生经济罢工533次,分布在全国89个城镇”【10】。北方地区如北京、天津、唐山、郑州、洛阳等地工人也经常举行罢工活动,这些罢工斗争主要是自发的经济斗争,虽然规模较小,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但是已经显示出了北方地区工人阶级的力量。新社会力量的兴起和新思潮的传播,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变化。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了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必要的准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北方地区更加广泛地传播,并日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1】,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中去,与劳工打成一片。1919年3月,北京大学邓中夏等39人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在街头、庙会等群众聚集地向市民演讲,进行启蒙教育,1920年3月14日,“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三次常会,邓中夏提出“讲演团的活动,要从城区发展到工厂、农村,讲演对象,从城市平民发展到工人、农民”【12】。4月开始在铁路工人聚集的长辛店和丰台建立固定场所,每个星期天都派人轮流讲演,向工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
  1920年五一劳动节,北京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李大钊出席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邓中夏在长辛店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祝贺工人自己的节日,启发工人提高觉悟;何孟雄等人乘车高举“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标语,沿街散发《北京劳工宣言》。通过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斗争观念有了明显提高,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实现。
 
  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补习学校的蓬勃兴起
 
  由于北方地区的产业分布状况,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唐山、陇海铁路沿线等地,这些也是工人运动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五四运动之后,早期党组织迈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倡导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
  (一)北方各地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中国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唐山、陇海路沿线等地,早期的北方地区工人补习学校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在北方工人补习学校中,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最早。1920年12月北京社会主义者张国焘、邓中夏、杨人杞等向长辛店工人武明科、史文彬、陶善琮、李懋银、邓长荣等人数次联络,用该地工人名义发起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订立章程,向各方筹措经费百余元,于该地工人借用校具,于1921年1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1月3日正式上课。【13】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会议之后,中共北方区委经过讨论,认为北方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以以此继续向前推进,并决定了北方工运的初步方案。其中决定把长辛店、唐山、南口和丰台四处作为工作试点,因为这四个地方是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且长辛店、南口靠近北京,丰台为交通枢纽站,唐山是靠近北京的最大煤矿。同时决定在这几个地方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意识,讲述罢工斗争知识。【14】于是,北方其它地区的工人补习学校也陆续创办起来。
  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第一校经由天津S.Y的同志与北京同志进行联络,之后由于树德主要负责,于1921年9月11日成立。【15】唐山的工人补习学校缘于1922年1月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南厂)成立的工人图书馆,邓培在参加了东方民族大会从苏俄回国后,在工人图书馆旁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有些开滦先进工人也参加了学习,便又在开滦唐山矿成立了业余补习学校“大同社”,其后在林西矿也建立了工余补习社。【16】陇海铁路上的洛阳于1921年10月成立了“洛阳工人俱乐部”,并开办了学校;郑州于1921年3月15日在扶轮小学内开办工人夜校;徐州也于1921年10月10日由工人成立了“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17】随着各地工人补习学校的陆续开办,北方工人补习学校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中国劳动书记组合部北方分部1921年11月1日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补习学校的领导。其中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由书记部北方分部直接管理,其余如唐山工人图书馆(大同社)、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第一校、陇海铁路沿线的工人补习学校等则由书记部北方分部间接进行监督。这些工人补习学校在宗旨上基本相似,都很明确,即“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18】,也就是要帮助工人们增长文化知识,唤醒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引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及斗争。
  (二)艰难创业,开拓新天地。早期的工人补习学校相对规模较小,设施也不是十分齐备,但是在早期先进分子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学校的管理逐步走向合理和规范,各项设施也逐渐得到完善。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最早,相对而言在学校制度以及管理等方面也更为完备。学校设立了校务会议对学校的大小事务进行议决管理,具体事务由学校办事人及教员执行。校务会议组成人员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同时也体现了工人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校务会议除校中职员外有32名,其中工人18名,北京同志4人,学生4人,学生家长父兄6人。校务会议在每月末召开一次会议,一般由教职员报告本月学校各项事务进展,由庶务会计报告账目,并讨论学校下月校务进行方针及下月预算等。其他地方的工人补习学校也成立了干事会、理事会等机构对学校事务进行管理。
  学校经费的筹集,是工人补习学校创办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难题。为了克服经费困难,李大钊每月拿出约100元作为办学校和共产主义小组的费用补助,张国焘、邓中夏等人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资金,甚至拿物品典当换取资金用于开办学校所需。长辛店的工人们也热心地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有的工人把自己家的住宅让出来用来办学,同时还在工厂张贴募捐启示筹集经费等等。除此之外,还积极向社会上进步人士募捐,在募捐中也注意区别对待,如梁善济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3000元,但由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性,对这笔捐助予以婉词谢绝。后来经费的问题在北京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决定各位党团员按月都要量力捐献部分资金。之后李大钊负责处理经费的问题,除了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的捐献以外,也向一些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筹集,如北大的李辛白每月捐助20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100元。【19】唐山、天津等地的工人补习学校在经费上也主要是通过会员、教职员工、社会进步人士捐助以及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帮助来维持。通过种种措施,北方各地工人补习学校的经费来源情况相对稳定下来,学校的经费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工人补习学校在对学生的要求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规定只要其是身体健康、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接纳其入学,且不收学费,并酌情补贴学生书籍用具等;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第一校规定以十五岁以上之工人为限;唐山图书馆则须由两名以上会员介绍,经干事会议认可,并填写志愿书后方可入会。这些要求也反映了补习学校在学生来源上的阶级倾向,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真正劳动者利益的立场。
  在解决学校管理、经费等问题后,工人补习学校的各项工作也逐渐正常开展起来,而且越来越受到工人的欢迎,学校也成为了团结和启发工人的重要阵地。
  (三)传播革命火种,启发工人革命意识觉醒。在对工人进行的教育上,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者们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和努力。为了适应工人的作息时间,各补习学校基本都开设了日夜两班,日班为劳动者子弟而设,夜班为劳动者而设,在时间上安排也较合理,兼顾了工人子弟和工人学习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选择较为适合工人及工人子弟们的课程开展教学,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日班又增加英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夜班增加谈话课程;天津、唐山等地的补习学校也基本开设了这些文化和应用课程,同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增减。【20】除此之外,学校还选择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作为教材,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声》、《工人周刊》、《新青年》等等,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说,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员都是比较进步的或者有经验的人员。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北大的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是觉悟比较高的共产党员。天津、唐山、陇海线等地补习学校都从党团员、进步人士中选择较为优秀的人担任教员。这些教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负责,他们平日里经常用通俗的语言向工友们讲解革命大义,在教育工人的过程中往往结合工人实际要求进行教育,关心工人的生活,经常帮助工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信任。此外,李大钊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去长辛店、唐山、郑州等地的工人补习学校讲课。1921年,郑州工人夜校开办不久,李大钊去郑州调查工人运动情况,讲到“工人们的远大前途”,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也经常去工人补习学校讲演,讲演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关于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等等,这些讲演既贴近工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启发着工人们的斗争觉悟。
 
  推动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走向新高潮
 
  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是早期工人运动实践的深入,它提高了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觉悟,使工人阶级和党组织的天然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它又推动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丰富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
(一)提高了产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早期的产业工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水平不高,所以虽然深受资本家、封建军阀等的剥削和压迫,但却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自发的经济利益的斗争,往往由于缺乏阶级意识和政治斗争觉悟而不能成功。李大钊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中指出“他们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又靡有正大的要求”,“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而且工人们普遍缺乏知识,  所以有些工人“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微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21】。
  工人补习学校开办后,针对工人阶级觉悟不高的情况,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工人实际遇到的情况来启发他们。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有工人对“工人最伟大”提出了疑问,“既然工人这么伟大,为什么工人最穷?”邓中夏对工人们说:“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厂主把我们剥削穷的。”“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工人又问要怎么做才不受穷,他回答道:“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谁也搬不动”。补习学校的老师还经常跟工人一起唱自己编的歌谣“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的苦弟兄。无产阶级起来了,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砸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22】。在这样的循循引导下,工人们对一般政治问题渐渐具备了认识和分析能力,对资本家、封建军阀如何剥削和压迫工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如何团结起来开展斗争的方针策略也有了相当的理解。
  随着工人们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的显著提高,工人补习学校还购置了一些中译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工人认真阅读,甚至也能引用一些警句。经过思想教育和斗争锻炼的工人们,认识到带领工人阶级走向光明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工人中形成了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这时工人中也涌现一批积极分子,如史文彬、康景星、王俊等,逐渐成长为工人中的领袖人物。1921年秋,史文彬、康景星、王俊、杨宝昆等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地区第一批工人党员。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唐山、天津等地都先后在厂矿学校等建立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唐山工人图书馆的会员、铁路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余补习社、大同社的社员,后来成了各厂矿工会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二)加强了党组织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密联系。工人补习学校最初的发展并非是波澜不惊的,其间也遇到许多困难和周折,甚至遭到工人的误解,在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之下,最后历尽艰辛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之前和创办初期,工人们特别是老年工人,对来长辛店教学的学生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工学界限”问题。有些工人认为他们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是做官吏的,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与工人并不是一伙儿,怎能一道结交共事呢?甚至有的政客官僚挑拨工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说:“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这更加深了工人与学生之间的隔阂。工学界限使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交流出现困难,甚至影响到了革命宣传和组织的深入,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工学界限问题,曾多次举行会议进行讨论,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前往长辛店的学生在生活方面吃苦耐劳,与工人打成一片,使学生生活工人化,让工人们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对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除采用访问调查等实际行动团结工人外,还非常注重召开工人会,进行宣传和解释。如召开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问题,有时候联合几个地区的工人和学生共同开会讨论相互感兴趣的话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交流,工学之间的一些误解得以澄清,工人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工学界限也就打破了。【23】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之后,还开展了对交通系创办的“职工学校”的斗争。交通系原为梁士诒、叶恭绰等买办政客兼财阀所组织的小集团,他们的爪牙布满了全国各铁路部门,霸占了各部门的重要职务,他们在铁路上的反动势力根深蒂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成立,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直接威胁到交通系的利益。他们于1921年3月,在长辛店大街南头的小老爷庙,创办了一所职工学校,想以此来分化长辛店的工人阶级队伍,挤垮劳动补习学校。他们采取欺骗利诱的手段,引诱一些工人上了职工学校。长辛店工会干部了解这些情况以后,便与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研究对策。他们决定派工会干部和一些觉悟高的积极分子到职工学校报名上学,之后将他们的工人学员带到劳动补习学校进行比较,不久工人就识破了“职工学校”的骗局。很快职工学校的人数就由几百人降到约一百人。与此同时劳动补习学校的人数却不断增加了。1922年交通系内阁垮台后,长辛店的职工学校也就此停办。
在经过工人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一系列的斗争,工人们与学生之间相互信任,相处得十分融洽,工人学生之间甚至互相直接以绰号相称。同时,工人对党组织也十分的信任和支持,工人们说:“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联合干咱们的事业”,“书记部为了咱们,咱们一定跟书记部一道,任何刀斧也斩不断咱们工人与书记部的联系”【24】。
(三)进一步推动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北方地区工人补习学校的蓬勃发展,是无产阶级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的成功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推动者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继续深入发展。
  北京共产党小组利用工人补习学校这块阵地,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人,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根据北方工运的初步方案,“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渐向工会组织形式转变,第一步先成立工人俱乐部”【25】。1921年五一劳动节,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直接领导下,长辛店1000多铁路工人,举行了“五一”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大会决议建立工会组织,并拟定了“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简章草案”。1921年10月20日,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工会改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于次年4月9日召开俱乐部成立大会,北京共产党小组派邓中夏等4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党领导的最早工会组织之一,被《共产党》月刊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当时各地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访问,吸取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和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经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使工人运动开始走向成熟,为我党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方工会组织的纷纷建立,为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和工会组织的建立,北方各地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和影响。1920年10月,陇海线铁路工人因生活的压迫和路局总管的虐待举行罢工,北方分部派张农前往辅助领导。这次罢工全路工人约2000人参加,历时10天,路局直接损失70多万元,期间洛阳、开封路局曾以武力压制、利益相诱,但工人不为所动,取得了罢工的最后胜利。【26】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逐步与全国各地工人阶级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相互支援,共同促进。1921年11月,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就积极援助陇海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与陇海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并请郑州工人予以支援。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得到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铁路工人的响应,多次召开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大会。1922年8月23日,长辛店工人举行8月罢工,最后取得了罢工胜利。1922年10月,邓培先后领导了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和洋灰公司工人罢工,掀起了唐山第一工人运动的高潮,其中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27】。
  通过罢工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争取了自由权利,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北方书记部创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矿工会,在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都是北方地区工人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在北方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工人补习学校在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团结工人队伍、为创立工会组织作准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该报告是早年由李大钊交给共产国际,原件封页盖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椭圆形章和“张农书记”的圆形印章,中文原件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早期工业史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475页。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9页。
【6】《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6页。
【8】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45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10】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12】《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14】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102页。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16】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唐山革命史资料汇编》(第4辑),1984年内部出版,第18页。
【1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476页。
【1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08页。
【2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471—472页。
【2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9页。
【22】《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页。
【23】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6—112页。
【24】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2—113页。
【25】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2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1921年12月12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2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页。
 
  该文原载《中共早期组织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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