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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合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图)

 
许赤瑜  赖生亮
 
  1947年6月30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吹响了战略进攻的号角。12月25日,毛泽东预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948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讲话称:要在一年内消灭共产党主力。之后蒋介石在东北、华北设立“剿匪”司令部;黄河以南设20个“绥靖”区,与人民解放军拉开决战架势。
  20世纪40年代末,在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中,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决战。1948年底的北平,也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北平被围
 
  1948年9月12日起,人民解放军首战东北。短短的58天,47万国民党军队被歼。亲手丢掉东北的蒋介石痛苦地“在北平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因为他明白:“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1948年11月9日清晨,逃回北平的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去北海公园。那天,北平下了一层薄薄的雪。他一口气跑上白塔,面对残雪,暗暗自语:“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参加平津战役的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加上东北、华北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共约100万人。先后攻克密云、怀柔、顺义、昌平、通县、房山、门头沟、大兴等地。

 
解放军包围北平态势图
 
  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以势不可挡之势将25万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在北城内。在战壕里,围城的解放军可以清晰地看到守城国民党士兵的面孔。那天的《华北日报》说:“北平初披武装”。
  北平成为了一座孤岛,在解放军的炮口下等待着历史的命运。人民解放军41军政委莫文骅将军豪迈赋诗:“迅速挥师出南口,攻战北平如击缶。”这股势如破竹的力量是中共领导下一路走来,从北京发轫,上海举旗,八一南昌起义拿起枪杆子,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积蓄起来的伟大力量。这股力量将20世纪的中国逐渐从黑暗带向光明,从衰弱带向振兴。
  但这股力量在北平紧紧关闭的城门前停顿下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城外静静守候,为了保护古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了保全古都几千年的文化,他们想让北平这座古城的门从里面打开。在烽火硝烟中,如何保护北平这座古城成为了中共领导人迫在眉睫关注的问题。
  在12月13日那一天,当包围北平的解放军在攻占万寿山和圆明园之间的平川地带时,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寒风的呼啸伴着隆隆的炮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在前线指挥的解放军五纵某部代理政委李乐之来到清华大学附近时,不觉犹豫起来。报告上级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名胜古迹和学校区,绕道前进。
  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保护北平重要文化区、工业区的电文。文中提到:“沙河、清河、海甸(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2月18日晚上,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带着两名解放军干部深夜造访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的寓所。令梁思成想不到的是,来访的军人竟拿出一幅北平军事地图,郑重地请他标出北平重要文物和古建筑的方位,以防止炮击的损毁。他们说:“为了完整保护北平城中大量珍贵文物古迹和这座历史名城,中共中央、毛主席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事与愿违,我们也要做好强行攻城的准备。”
  激动不已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连夜在那张军事地图上把北平城内的每一处文物古迹和其它文物保护地点,逐一划上了红圈。
  北平被围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考验着国民党守军的选择,同样考验着古都人民的心智与承受力。
 
  兵临城下的古都
 
  生活在城门里面的人们有的胆战心惊、有的忧心忡忡、有的矛盾踟蹰、有的疑虑重重、也有的心潮澎湃、更有的喜出望外。城外时而想起的炮声,让古老北平的情绪变得五味杂陈。
  从前门到后门,从东城到西城,到处是撤退下来的队伍,到处是搬家逃难的民众。前门车站上,唐山、通县、良乡的难民一批批地下来,朝阳门和西直门堆起了沙袋。德胜门、阜成门和安定门,进来的是清河、沙河的难民。北平像个大香炉,整日烟雾弥漫。
  12月13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倚城野战开始。晚上7时半,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招待党政军及文化界人士,说明固守平津的决心。
  12月15日,这天的北平特别暖和,许多人站在金鳌玉蝀桥上看三海冰融的奇景。快到冬至了,已冻的冰却又融化,在北平还算是多年不见的怪事。
  城里的物价继续暴涨,白菜每斤从金圆券1元涨到3元,菠菜到了8元一斤,咸鱼、干货尤其昂贵。在炮声中市府职员已发给4块银元,美国新闻处也恢复给美金制度。金银黑市交易上的兑换比价一直向上滚,这“涨”声比外面的炮声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平汉、平津两条战线已收缩到环城路上。几十年来,一直是熙熙攘攘的北平车站里,一纸布告驱散了准备搭车的万余旅客后,再没有行驶过一列旅客列车。东交民巷外的垃圾场上开始修建临时飞机场,除全体清洁工人奉令参加外,还动员了各区民工义务劳动,2000多市民参加了修建市内机场,满街都是扛锹的人。
  一向是充当“太上政府”的外国使领馆所在地的东交民巷,北平被围后却寂静得怕人。这个租界区内虽然照样还是那些领事馆和旗帜,可是战争的意义却告诉人们躲在那里丝毫不会有保安作用。这种感觉对东交民巷的这些外国人是从来没有过的。
  被围后几天,北平失去了石景山的电源,晚上的时候一片黑暗。北平城的人们恢复了晚起早睡的生活,为了治安,入夜以后市政府要求每家在门口挂起一盏红灯。晚上随风摇曳的灯火,让北平城的前途更凭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北平城内的很多人没有选择去留的机会,但是有一部分人却是有的,他们的选择无论是对于这个城市本身还是将来的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分子的去与留
 
  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国民政府抛出了“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对象包括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知名学者教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陈雪屏在12月初专程飞抵北平,敦促“抢救”对象南下,并派两架专机来接。
  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配合解放大军,向城内的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等宣传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表示对学校及其校长、教师、职员等“人民解放军决予保护,不加侵犯”,呼吁“全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以及爱国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些宣传无论对于同情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持中立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触动。
  北平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古都近代以来苦难的历史,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出生在资产阶级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让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担起了救国大义。抗战  胜利后,北平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重建和复兴寄托了太多的期许。他们翘首以盼,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掠夺式的接管,以及随后对民主的压制,对和平的践踏,使得很多知识分子从闭门书斋与学问,愤而走向抗争与革命。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8年北平被围前的三年里,古都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抗议美军暴行的浪潮中再次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等列强面前的卑躬屈膝;从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中再次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对民主的公然践踏;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再次觉察到了人民的呼声,从一次次诸如“四九”血案、“七五”血案的暴行中再次认清了国民政府的真实面目。
  北平被围后,是随着飞机前往南方,还是留下来等着共产党进城,这些知识分子面临一道命运的选择题。
  北平地下党学委按照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通过各大学的党组织,对教授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群众关系、对学运的态度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地下党经过分析,认为这些教授学者绝大部分具有民主爱国思想,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一部分人曾经经历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少数人曾是中共(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党员,由于白色恐怖和其他原因,脱离了党,专心治学,但仍然倾向于中共等进步势力;大部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各大学从北平迁移到重庆、云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随校回北平。他们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等,对国民党积极反共,迫害进步人士及学生运动十分不满;有的受过英美教育,崇尚西方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有一部分不关心政治;但也有一些人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对时局尚在观望。“党棍”教授只是极少数。地下党各个系统据此分别对教授学者们开展相应的工作。
  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最后接走了胡适、梅贻琦两位校长,陈寅恪也因为“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而南下广州。更多的北平教授却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或是深深眷恋着古都的文化氛围,或是对国民党的统治由不满到彻底绝望,或是所接触到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或是对他们心中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一种托付。他们的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退掉了机票,决心留下,后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也被他拒绝了。1949年初,陈垣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进步教授陈垣
 
  在南京政府第二次派来接学者名流南下的专机中,徐悲鸿也在名单之列,但是,他坚决拒绝去南京。国民党不断派人前来劝说,并制造了许多谣言,进行种种恫吓。恫吓无效时,又加以利诱,说如果徐去南京,政府可以拨一笔外汇,作为其去印度举办作品展览会之用,也被徐断然拒绝。
  像徐悲鸿一样思想倾向进步,积极迎接解放的学者教授,在北平还有张奚若、许德珩、吴晗、屠守锷、费孝通、雷洁琼等很多人。
  除了这批进步的学者教授,还有一批独立学者也在中共的努力下选择留在北平。冯友兰是留下来的学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认为自己当时不走的理由: “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中,在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就更升一级,岂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
  冯友兰的思想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北平的专家学者选择了留下。1948年国民政府任命的81位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有近60人留在了大陆,这81人中,还有部分定居国外,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的仅有十余人。
  由于中共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人了解了中共的政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北平解放时,除极少数人南下外,高等院校及企事业部门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大都留在了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为新中国建设留住了一大批有学识、有专长、有经验的宝贵人才。这件事,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1949年春夏之交,在一次有许多教授、民主人士参加的招待会之前,周恩来听取刘仁汇报后爽朗而幽默地笑道:你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名叫“留人”呀!
 
  爱国人士的奔走
 
  当一批知识分子、教授们在做去留选择的同时,还有一批北平城内的爱国人士在积极地为保护古都而努力奔走。
  平津战役打响后,燕京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常委张东荪一直关注着时局的走向。他坚决主张双方进行谈判,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张东荪在燕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形象地用“老鼠与花瓶”来比喻傅作义的部队与文化古城北平: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能不采取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张东荪的讲演获得了广大师生的一片支持和喝彩声。
  在中共和傅作义的代表于1948年12月17日进行初次试探性地谈判后,双方在成立联合政府和军队缴械等问题的要求相去甚远,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双方都需要一位有社会声望地位、彼此信任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谈判作为缓冲,并可居中调停。
  中共方面首先考虑的人选就是张东荪。因为张东荪在长期调解国共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关于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为中共党人所欣赏,也深受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
  1948年12月24日,傅作义的同乡老友侯少白向傅推荐了张东荪和彭泽湘作为代表,出城与中共谈判。然而,傅作义对彭泽湘并不信任,他认为民盟是个大党,有声望、有威信,张东荪作为民盟代表参与谈判,可以作为中间人,起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

 
傅作义
 
  1949年1月5日下午,傅作义也在中南海居仁堂内会见了张东荪,表达了想请张东荪作为代表参加和谈的诚意。张东荪表示:愿以第三方的代表而不是作为傅的代表参加和谈。
  1949年1月6日,张东荪陪同傅作义派出的代表周北峰二人安全越过火线,于7日下午四时到达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平津前线领导人与周北峰、张东荪进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分别阐述了关于谈判的原则和意见,并就军队如何改编、城市如何接管、人员如何安排等具体细节问题进行磋商,整理了一个《谈判纪要》。这次谈判,几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虽然此次谈判还不是最终成果,但为后来的谈判奠定了诚信的基础。
  参与国共之间调停的还有关世雄、张申府、张云川、续式甫、侯少白、符定一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以第三方的立场在中共与傅作义之间牵线搭桥,努力搭建一座了和平之桥。
  1949年1月7日,《明报》以《平妇女界一鸣惊人,宣言吁请双方勿在北平用兵》为题,刊发了北平妇女界和文化名流保护文化古城的宣言。
  宣言的执笔者是68岁的康同璧(康有为之女)。平津战役打响后,担任万国妇女友仁会北平分会会长的康同璧,联合北平的著名慈善家、女界名流60余人组成“临时保护北平文化联合会”,吁请停止军事行动、保全北平这座世界名城。
  康同璧直言不讳地劝告傅作义说:“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1月17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及北平各界代表开会,公推何思源、康同璧等11人组成和谈代表团,由何思源任团长,决定于次日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同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就在17日晚上,何思源家里发生爆炸,一家六口,小女儿被炸死,其余五人全都受伤。
  1月18日下午,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均的陪同下,何思源带伤率领和谈代表团出西直门到达海淀镇与解放军接洽,表达了北平各界市民的和平愿望。
  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在北平城存亡之际乘势而起,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为和平奔走,期待着和平大门打开。与此同时,北平城内的3000多名地下党员则在以最后一击的澎湃心情准备着迎接北平解放。
 
  三千地下党员的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潜伏着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他们遵循中共地下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实行平行组织,单线联系。其中有一批是拥有合法社会身份,活跃在第一线,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员;也有一批以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身份进行活动的党员,这批党员占大多数;另外还有一些极少数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不公开活动,隐蔽在群众之中,指挥第一、二线的党员开展斗争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这种党员三线配备的原则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主要有华北局城工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不同系统。
  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的组织体系随着形势和斗争需要不断变化和调整,基本上是按行业进行划分,设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系统: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后又成立警察工作委员会。1946年6月增设文化工作委员会。
  城工部的体系由刘仁一手组建和领导,各委的领导和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他一手挑选和培养的,各委之间和内部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个系统基本涵盖了北平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在各个阶层中都有党的组织和人员,能够全面了解北平社会的军政民生。
  在这套城工部的组织体系之外,还有社会部和军区情报部门的组织体系
  当时城内地下党员与组织联系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秘密交通线。当时平西站建立起四条通往北平的交通线:妙峰山经北安河、温泉至北平;妙峰山经军庄、三家店至北平;妙峰山经瓦窑、羊坊至北平;妙峰山经坨里、长辛店至北平。在这些流动的生命线上,活跃着一批被刘仁称为八大员的交通战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交通线上,很多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秘密交通线是情报工作的基础,有了这几条特殊的交通线后,党才可能在北平城外支持北平地下工作,源源不断的情报与信息才能使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除了徒步的秘密交通,另一个渠道就是地下电台。电台是那个年代最先进快捷的方法,可以迅速与城市进行秘密联系。从1942年到1947年,刘仁用了近五年时间作准备,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后,地下电台才建立起来。
  1947年2月,李雪奉刘仁之命,在北平正式建立电台。李雪利用在西四北大街开设的龙云电料行,筹购制作收发报机的器材,暗地里组装了四部发报机,三部留在北平用,一部运到天津。
  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共产党员,除个别人外,大部分由解放区派出。他们原来大多是北平的青年学生,熟悉北平的风土人情,能够适应环境,有利于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有赵振民、艾山、方亭、王超向、何钊等担任电台工作人员。他们都由党组织安排可靠的关系作掩护。
  当时城工部在北平建立了三处地下电台,三套工作班子。三处电台多次搬家,先后在旧鼓楼大街、地安门帽儿胡同、地安门内北箭亭、东城洋溢胡同、牛街沙栏胡同、宣武门外西草场十二条。三个报务员都各搬过几次家,变更住处。送到电台来的电报和电台送出去的电报,一律用稀米汤或面汤写白纸上密写,干后不露痕迹,收电人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现出来了。
  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是北平被围以后,交通线被切断,解放区与城内的联络只能靠电台,这是电台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一段时间。
  北平解放前夕,城内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紧张细致地进行地下斗争。主要开展了策反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搜集情报、迎接接管等活动。
  在北平被围后,北平地下党为北平解放准备了两手方案,一方面努力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努力;另一方面,为武力攻城做好配合准备。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先后成功策反国民党联合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副司令赵龙韬策反铁甲总队、策动国民党军第92军起义、国民党16军直属榴弹炮营、华北“剿总”警卫团五连、军统北平情报站等准备在解放军攻城时候进行接应。
  在北平和平谈判期间,中共地下组织的各个系统通过各自的渠道全面实时地了解傅作义的动向,努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的道路。
  当时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领导中共地下党员、《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李炳泉通过担任傅作义总部联络处长的表哥李腾九获取情报和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王汉斌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从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每天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又通过刘后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同时,曾任傅作义的私人秘书、政治部付主任(少将军衔)、傅的对外新闻发言人、傅的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的阎又文也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他不仅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同时还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及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汇报。
  聂荣臻曾指出:“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中共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大作用。
  在北平地下党员进行悄无声息策反工作的同时,还有一批地下党员或以公开的记者身份,或以国民党军政部门工作人员等公开身份为掩护,搜集对手的情报,了解对手的动态,通过地下交通和地下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党中央传递着一个个有巨大军事、政治价值的情报。
  比如打入国民党十一战区参谋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光国、金振增等,及时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华北战场的敌军情报;比如地下党通过三个渠道及时获取了国民党偷袭石家庄、西柏坡情报,使得中共对反偷袭行动进行了巧妙策划,周密部署,粉碎了国民党的偷袭计划;比如任《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的地下党员刘光人利用与北平城防司令楚溪春是同乡及世交的关系,经常以记者加老乡的身份前去采访、看望他,特别是利用楚溪春检查北平城防工事时,随同采访,形成了一张清晰详细的城防工事图。刘光人凭着华北“剿总”的“特别通行证”袖章,带着记者证,冒着沿途地雷和流弹的危险,来到了平西情报站,现场绘出一张北平城防工事图,为解放军解放北平城提供了一份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
  同时,在平津战役开始前,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华北局城工部特别部署了对城市情况的调查任务。要求城内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根据一切可能条件,进行调查工作。”“领导上应分别轻重先后,有计划地选择重点(重要机关企业、人物、物资等 ) 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活动,纯以接收和管理城市为目的,因此把重点放在全面掌握城内将要接管的机关、企业、学校、工厂,它们的位置、工作职能、人员状况等,以便解放军进城后能按图索骥,迅速派人进驻和接管。城内党组织通过秘密交通把一些重要材料送回解放区。颇具创造性的是北平地下党汇编了一本电话号码簿、所有大一点的单位只要是有电话的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城工部经过选择整理, 把同一类性质的单位剪贴在一起,刻印装订成册,就成了一本很好的应接管单位名册。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前,各接管部门按名册配备了军代表和接管小组,一进城就持军管会的接管证直奔被接管单位,迅速实行接管,避免发生混乱,这本名册可谓功不可没。
  当时北平城内还有一批在报刊社做记者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以记者身份到各机关单位作调查访问,把所得材料写成通讯、专访等登在报纸杂上,这些资料随着这些报纸杂志,就到了城外中共指挥部手上。
  北平被围对这些地下党员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和激动的事件,但是他们依旧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各种运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胜利。
 
  守城将军的明暗抉择
 
  在城内的所有爱国人士为北平和平解放辛苦奔走和北平地下党为解放北平默默奋斗的时候,北平守将傅作义的态度最后成了焦点,傅作义的抉择事关重大。
  傅作义生逢乱世,一生遇到很多艰险,生死考验也很多,但从来没有像促成北平和平这样艰难。
  1948年12月15日,傅作义秘密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是征求部下的意见:未来的路怎么走。年轻气盛的311师师长孙英年出口就说:打!傅作义问,你能打几下?孙英年想了想说:只能打一下半。傅接着问:一下半完了怎么办?孙说:不成功便成仁!傅作义反问道: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么!傅作义语重心长地说:北平唯一的办法是和平,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就不应该再打仗了。我们的土地局几年也想不出个办法,就是有办法,也不能实行。这些年来我们就是给地主做了看家护院的打手,能分他们的土地么?孙英年还不服说:那总司令一年前为什么不带我们走这条道路呢?傅作义厉声说:一年前我说今天的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也许就是你!但孙英年对和平通电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哀鸣”,傅作义无可奈何地宣布散会。尽管傅作义的部下忠心、信任他,但统驭起来仍然十分艰难。
  同一天,傅作义第一次派《平明日报》总编崔载之代表他出城谈判,核心是要求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军队。这与中共的主张差距很大,解放军督促他必须放下武器。傅作义边谈边打,迟迟不肯下和平解放平津两城的决心。傅作义在不断试探和观察。
  在傅作义与共产党谈判之初,双方都在探摸对方的底细,中共地下党员刘桂枝奉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的命令,请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劝其步吴化文后尘进行起义。吴化文是济南国民党整编96军军长,1948年9月16日,率两万多官兵起义,使解放军迅速攻克济南。中共地下组织坚持要么起义、要么投降两条路。傅作义说:我不能起义,要起义对不起蒋先生;我也不能投降,我一向是能打仗的。刘后同对傅作义来说既是师友也是幕僚。他深知傅作义的历史和为人,他说:“傅作义可做断头将军,不能作降将军也。”刘后同认为,让傅作义投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与解放军开始接触则是傅作义可以接受的。后来,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在中共太原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同乡杜任之的引见下与刘后同见了面,动员刘后同劝说傅作义。从1948年10月30日到1949年1月22日,在85天的时间里,刘后同会晤傅作义达34次之多,最长的会面达10小时之久,正式致傅作义的信函也有11封。

 
和平老人刘后同
 
  1948年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是傅作义终日痛苦,难下决心的三个月。从刘后同的《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傅作义每天几乎都在情绪的起伏摇摆中。忠与义的道德问题,与中共和解放军进行军事博弈、政治谈判问题,个人政治地位及部下出路问题,如何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布防及军统特务的监视,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阻力多多、错综复杂。
  1948年12月28日,极度矛盾的傅作义把邓宝珊接到北平。邓宝珊是傅作义的把兄弟,也是华北“剿总”的副司令,他是傅作义军政集团的重要骨干。在回城的车上,傅作义狠打自己两个嘴巴,一言不发,邓宝珊十分诧异,因为傅作义为人做事一向从容,身经百战的他就是炮弹在其头顶上也从不慌乱,这种失态的确非比寻常。学委负责人崔月犁约邓宝珊见面,希望邓劝傅作义下决心和谈,争取北平和平解放,邓表示要竭力劝说傅作义。
  1948年1月6日,傅作义看到第二次和平谈判的条款后,情绪极为波动,因为解放军要他缴中央军的武器,他认为难以办到,“且言辞近乎恫吓”,他气愤地说:“我岂怕死之人!吾唯婴城而守,与城俱亡矣。”刘后同百般劝解,认为和谈双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事,但不能再跟蒋介石干是傅作义必须下定的决心。刘后同经历多且智谋过人,他深刻指出,现在“国军每战必败,因政治自腐,故士卒战意消沉,非兵之不多,械之不精也。”因国民政府“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在平津唐三地,值兹地冻天寒,食处两皆无着,巷曲道旁,往往见有衣冠整洁之白叟、黄童呻吟僵毙”。这对傅作义震动很大,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说明离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为时不远了。
  1949年1月16日下午,在和平抉择的最后关头,傅作义发请帖请北平的学者名流到中南海聚会。当时的文化名人有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等20多人。傅作义诚恳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以作定夺。徐悲鸿说: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常识问题。如果说徐悲鸿等人向以左派示人,自然赞成中共和平主张的话,第二个发言的是生物学家、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开山泰斗胡先骕,他赞成徐先生的建议,呼吁傅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北平免遭兵,这让人们更感惊讶,胡是出名的保守和右倾人士,因此他的意见有助于形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势头。杨人楩教授更是慷慨陈词: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可见知识阶层为着国家的前途和古都的文物全体赞成北平的和平。
  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25个师,共20多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在各大报纸上公布,协议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傅作义决心和平的初衷:“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
 
  仁义之师进北平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防。
  这一天,121师的干部和战士分别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进入北平城,与在城内值勤的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因为是和平解放,所以互相还有一定的礼仪。在交接的过程中,解放军的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过来,向傅作义军队的两个战士敬礼,对方回敬了礼,随后就撤走了。
  121师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卫城市不受破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党政机关的安全。进城后,各部队按计划进入自己的警备区域,周密地布置警戒、巡逻。121师总共警卫工厂、机关、军事要地、重要街道、名胜古迹、文化单位等237处,看守仓库180处。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的入城仪式。
  这天虽然北风凛冽,天寒地冻,但一大早,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就一群群、一队队,从四面八方拥向前门广场,挤满了大街小巷。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周建人、胡愈之、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李广田、张东荪等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社会名流和欢迎人群汇聚在一起,手执旗帜,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式
 
  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式部队的有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律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等。从箭楼上往下看,前门大街直到永定门的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都拥到大街上来了。路旁排满很多有组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队伍,打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旗帜。欢迎的人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
  上午10时,入城式开始。入城式游行队伍以装甲车为先导,第一辆车上插着红色指挥旗,旗子在呼呼的北风中飒飒作响。指挥车引导着装甲车队一条线似的列队前进。在前门大街上,装甲车队被欢迎的群众围起来。学生们爬上装甲车贴标语,标语贴完了,就用笔在炮上写。最后,战士们的身上也被写上了标语:“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随后的是高悬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四辆红色卡车,满载着乐队。铜管乐器金光闪闪,吹奏着进行曲。
  入城部队从永定门进入,沿着永定门大街、前门大街浩浩荡荡、威武庄严地向前开进。过前门后向东进入东交民巷。这个自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来一直被帝国主义霸占的“国中国”,昔日的威风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当游行队伍通过时,美、英等国的使馆门窗紧闭,使馆人员躲在玻璃窗后向外窥探,有的还偷偷拍照。部队经崇文门内大街、东单、东四、北新桥、太平仓,与另一路从西直门入城的部队会合,再折向南行,经西四、西单、西长安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
  这次入城式,在全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由北平发出的电文稿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沈阳、天津等大城市都没有举行入城式,唯有解放北平才举行入城式。解放军进入北平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歼,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即将覆灭。威武雄壮的北平入城式,不仅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的高昂士气,而且也预示着人民中国即将诞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秋毫无犯”,给北平市民乃至全国、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北平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在西直门内,战士们顶着一条难以御寒的棉被,或穿一件很薄的大衣,挤在老乡的门道里、屋檐下。战士们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去叫老乡的门。在鼓楼上,窗子没糊纸,屋里没生火,铺上也没铺干草。北风一吹,真叫一个“透心凉”。附近的群众多次来请战士们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
  在文化单位值勤的战士们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在颐和园值勤的367团一连把保护文物的决心书贴到墙上、大门上,请群众监督。他们十分珍惜园里的一草一木,每天都要来回巡逻。一个颐和园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激动地伸出大拇指对他们说:“你们是天底下顶好的军队,真像爱护眼珠儿一样爱护颐和园。”在故宫、北海、景山、太庙值勤的363团也一样认真负责。战士们在交接班时十分仔细,甚至多了一个钉眼也要查清是谁钉的。在故宫值勤的战士对想要看故宫的人婉言相劝,始终没有随便放一个人进去。
  2月4日,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中共北平市委在宣武门外国会街礼堂召开了全市地下党员会师大会。
  2月12日,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北平市工友们,同学们,一切劳动人民和全北平市的市民们!让我们在自由的天空,自由的城市里边,来庆祝北平人民自己的伟大胜利。北平人民不仅驻是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北平的和平解放,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榜样。”
  叶剑英的洪亮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中国已解放的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地区,传向了全世界。
  随后,北平的和平接管工作顺利开展,接管工作从1949年1月31日进城开始到4月底基本完成。北平的接管工作也赢得了中外舆论的称道。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极大的魄力迅速地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建设了一个全新的、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新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合力
 
  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不是单一的偶然事件,也不是北平围城两个月一蹴而就的简单故事,它是各方力量在一个时期内力量积蓄的集中迸发。
  解放北平并使之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定下来的事,可实现它并不容易。完整保留千年文化古都,标志着中共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程度,标志着这个政党的文明程度以及成熟度,还牵涉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军事打击、政策制定和统战工作上不仅有大的战略布局,更有艰苦细致的工作。谈判中,共产党和傅作义两方都有让步和妥协,终于使结果朝着有利于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方面转化,这其中有个体的独特作用,更有群体的合力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历史事实。同样北平和平解放也是在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下汇聚的历史合力促成的伟大历史事件。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和平解放使著名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北大等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损坏;北平的工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减少了牺牲和物质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示范全国,先后有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这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尽快恢复元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合力在中国解放的大格局里面又成为了其中的一股力量,助推成就了更大的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该文原载《北京文史》2011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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