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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与海棠花(图)

 
赖生亮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与一代伟大的女性邓颖超的不凡结合和完美婚姻,也是被世人所传诵的佳话。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的邓颖超写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深情回忆了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伴度过的数十年革命峥嵘岁月,字里行间流露出朴实而真挚的情感,感人至深。数年之后,《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这篇文章刊登在1997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中南海的西花厅,是周总理居住和办公26年的地方,一直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朴素的风格。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春季花开时节,粉色的花朵缀满枝头,当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之极。据说,周总理就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海棠花而住进西花厅的。花开花落的海棠,陪伴他度过了20多年的美好时光。花木虽无言,却见证了周总理匆忙的身影,坚毅的足迹,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海棠花也印证了周总理与邓颖超追求革命和真理的足迹,印证了他们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在周总理离开的岁月里,海棠花也寄托了邓颖超对周总理的深深思念。
 
  相识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周恩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和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思想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并逐渐开始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京津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爱国的革命热情,毅然回国,投入海河两岸如火如荼的斗争。
正是在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了。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1913年至1920年在北京、天津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当他们认识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才15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很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恩来)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些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此时的周恩来非常推崇“独身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他把满腔的热情全部投入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而此时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看法。她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妇女结了婚,就意味着这个妇女从此失去了自我。所以有时候当她在路上看见结婚的花轿时,经常会忍不住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扼腕叹息。就这样,不约而同地,他们在当时都没有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而并肩战斗。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非常自然地进行交往,一份非常纯正的友情和志同道合的信任也油然而生。
 
  相爱相伴在革命岁月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7月回国。在欧洲的3年多时间里,周恩来经过认真的考察、研究和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与此同时,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2年秋天,留在天津的邓颖超收到了李维汉从欧洲带回的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在信中向邓颖超倾吐了对她的爱慕之情。邓颖超还在周恩来寄来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一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爱情盟誓,周恩来将自己对生活和爱情的热忱完全溶入到革命信仰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中。
  1923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在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在不断的书信来往中,他和邓颖超之间也确定了爱情关系。30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生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邓颖超也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之后,两人在党组织的同意下,1925年8月终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革命家庭。虽然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但他们怀揣着的革命理想使这份爱情伟大而灿烂,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也盛开了。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他们一直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红叶寄思 海棠传情
 
  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将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夫妻经常分离,但他们在百忙之中也会写信寄托思念之情。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中,我们很难看到常见的夫妻之间炽热感情的流露和矫情的倾诉,有的只是大量的讨论革命工作、交流思想、交流经验的鲜明记录。但周恩来是很富于感情的人,他的这些家信,像一杯杯带着淡淡清香的清茶,平和的言语充满温馨,使对方从信中领受那份恬淡而永不衰老的爱情。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有时也十分独特。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了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天下来,代表团内部又要研究当天的情况,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别人休息后,他还要为第二天的谈判做准备,绝大多数给中央的电报都是他自己起草,他的休息时间实在很少很少。这时,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6月13日才回信:“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经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同志们的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为了表达自己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细心的周总理把压制好的日内瓦著名的芍药花和玫瑰花托人带回给邓颖超。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那是他们永不褪色的爱情的见证。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外的海棠花盛开。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忠贞不渝,那样历久弥坚?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50年共同生活中,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奔波,离多聚少,但不论是在血雨腥风、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忧国忧民、共展宏图的漫长岁月,他们始终心心相印,关怀备至。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正如海棠花那般理智而温馨、含蓄而深情、朴素而自然,永远盛开在人民的心间。
 
  该文原载《北京文史》2011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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